舌尖疑案
原创 阿乙 2026-05-27 09:4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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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芍药居某西北菜餐馆接受黑濂宴请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点菜时，他从最贵的一档点起，遇到相似菜品，也挑更贵的选。两个人，他点了满满一桌。我多次推辞，他才勉强去掉一两个小菜。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人生性豪迈的表现，更可能是某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渗透进他的日常生活。我们得以认识的由头是都有从警经历。我已经不在——应该说早已不在——腹地县城的派出所工作，他还在南方某市公安局履职。相比于我当初，他工作的保密性质要强一些。另一个由头是都对文学满怀兴致。眼前的他，无论面貌、声音还是举止，似乎都被这份穿制服的工作归化。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无论事主再怎么推心置腹都无法消除的深沉感，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街头和办公室看见对方时，从对方身上领略到的那比迷雾还让人畏惧的东西。他想对我分享一个压在他心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当初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分享给他的。如果不把它分享出去，他就感觉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它不是不能对单位和社区的人分享，只是那样的分享无法达到他期望的回应效果。
黑濂在讲故事前和我探讨了侦查工作与写作的区别：从事侦查工作的人，不乏自由的灵魂；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灵魂自由，却也有谨慎保守的。不过，即使是最谨慎保守的人，在写作领域展现出的自由度，也要大于一个放纵不羁的人在侦查工作所展现出的。这是由一件事应该有的流程决定的。说着他从提包取出一本介绍罪行侦破艺术的通俗读物（它是由那位把故事讲给或者说托付给他的人推荐给他的，他从孔网花费五元购得，后来我也下单买入），翻到粘着便条纸的第三十四页，指着一段用荧光笔标记的话朗读：综合起来说，侦查工作的逻辑程序如下：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检查结果-鉴定推论；在侦查过程中，凡未得到证实的推论要一一否定，直到剩下符合真实情况的，实际上已不是推论、不是假设，而是被证实了的现实。随后他说：而文学创作只有三步甚至两步：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或者，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也即，只需要有一个迷人的想法并把它显现出来，就可以了。作者、编者、读者就觉得事情完竣。或者说，对事情以如此姿态结束表现出一种谅解。他的说法让我吃惊。以前我从没把侦查工作和写作搁一起考虑，对写作是否应该有核实的程序，虽然有过意识，但这意识一定也不深刻和不能指导实践。可能就是一闪念吧。而他一说，甚至还没说完、只说了一点点，我就了然于心，就拥有关于这方面的全部知识。并且可以说，一下子变得比他还有发言权。“我知道你说什么，就是这回事，我完全同意，”我说，“并且你这也是给我提了一个大大的醒。因为自有写作的念头以来，我的写作就差不多只受迷人的想法驱动，并以它自身的释放为终结。我想这不仅是存在于我、也是存在于大多写作者甚至是大多数人身上的毛病。我们更倾向于从可行性而不是不可行性上去看待事情。只要是在审美、说教、消遣、统战、讨好，以及个人出风头方面有一点赚头，一名作者就敢赴汤蹈火，不避斧钺，根本不管它从客观现实上看合理不合理。”在举了若干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包括我自己写的两个作品）后，我接着说：“而且我们不能用小说就是虚构、因而也就有了胡编乱造的权利这样的说法来辩解，恰恰是在虚构当中应该引入证实的纪律。因为构建文艺作品它面临比构建现实世界更重要的使命：通往永恒。在写作中，若对迷人想法的迁就超过对合理性的坚持，创作恐入歧途。谢谢你带来的知识。”
下面是我根据回忆对他讲述的复述。原样复述几乎不可能（哪怕我们对此有着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在复述时总是以自己的功能、特性（或者说局限）来对要复述的事物进行呈现。最后怎么看都像是我们自己在讲述。朋友，希望你能理解，这就如同我们无法像鱼一样游泳，只能是按照它的方式比划一样。
我和他的关系是看管。一种奇怪的看管方式。既不能用墙、栏杆把他关在里边，又要达到让他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活动的效果。我们采取了一种对外介绍时应该保密的工作方式来实施看管（但也没听谁说要保密，很多公开资料披露过它），总之是动用了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可以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他叫二十五号。二十五号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方便。他从不多出门，总是到了一天眼见就要过去、也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才从住的四楼慌里慌张地下来，似乎赶着去哪再不抓紧就迟到了，可就是走到宿舍区外第一个路口，他就变得像根盐柱那样死死停住。每到路口他都如此。是两股通向不同方向的意愿的力分别拉住他，使他动弹不得。无疑他在内心表达了对昨日选择的排斥，却还是重复昨天的选择。有几次这么走过去后，他狠批自己面颊，像在训斥自己：“我对你充满厌恶，充满厌恶，你真让人厌恶！”这样走过五六个路口，他望见高高显露在行道树上方的宿舍区烟囱，宛如猴子望见耍猴人的皮鞭，几乎是无计可施同时也是痛心疾首地回家。我们发现他每天都这样，沿着∞的轨迹出门-回家。途中驻留超过三分钟的场所只有一家水果店（总是在桔子、香蕉、西瓜三者当中选定一种）、一家报刊亭（买一种即开型彩票，刮开同时把它朝空中扔去，发出爽快意义大于沮丧的一声哀叹）、一家超市（常买啤酒、可乐、牛奶、酸奶、果冻、冰淇淋、面条、米糕这些当中的一些）。偶尔也去药房，进一大袋子的药。有一天他舅舅的女儿寄来三条裤子，他说顶多有两条就够了干吗弄三条，我们很是奇怪，因为钱是他表姐出的，他怎么还不高兴呢。他说：“浪费。”
有一天他主动来到我办公室，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坐下，用一只眼环顾四周，虽然他之前来过这里。我感到双重的吃惊。第一，他几乎像是顺道走访那样随随便便就走到我面前。这说明为他个人铺设的监控网络以及为像他这样的不速之客设立的门禁警戒体系几乎失效。第二，他如今的模样十分吓人，使我意识到他来到面前，不是因为他和过去大致相同，恰恰是因为有很大不同。首先，右眼皮像是被强胶粘住，无法睁开。左眼球则血红。鼻子比以前大，尤其是鼻尖，变成一个肉球。嘴巴张开得像一口煤井（因为牙齿掉得太多）。蜥蜴般的舌头不时伸到洞口。脸色病态苍白，像焯过水的猪肉，泛着油腻。头发浓密得可怕。有一次他嫌热，把那一大把头发往上提了提——他妈的原来是假发！——我因此看见属于他自己的头发没剩几根，尽数濡湿。这一定是病得不轻。我猜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本地（他完全可以离开，正如我们前边所言，针对他的监控已经沦为形式主义），就是因为疾病发展过快，或者说对疾病恶化到这个程度早有预料。
他开口说话，他这个人才算到齐。怎么说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反应到是他，他长着这样一副模样（虽然它变异了），这时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和别人一样说话正常的人。等他开口，我才猛地记起他是大舌头。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按理说这不应该，因为我连他橱柜里有多少只碗都记得，怎么就记不住他发声的特点。可能是因为从本质上对他没有兴趣。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一个男人把一具脸上光光的尸体认成是妻子，而他妻子额上其实有一块杯盖大的胎记。（这位先生也可能是因为心急或者觉得事情应该有个结束。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补充道。）二十五号的舌头就像短了一截，或者刚被烫伤、刚被锐器绞了一下，这使它要么在功能上，要么在胆量上，无法跟上一同说话的嘴唇的动作。他说“牛奶”是“刘奶”、“厕所”是“撤朔”、“村子”是“春几”。这些发错音的字好比地鼠，总是从你预想的位置附近冒出头来，怯生生地看向四周，然后赶紧溜下去。你休想打得中一个。
“我要沼了。”他说。
“走哪儿去？”我问。
“我可能要屎了。”他说。
我想问他什么时候屎，又觉得不地道。但我想这是我应履行的职责，因而关切地问：“大夫怎么说？”
“我不枕么看大夫。”他说。
“那还是得看哪。”
“人种系要屎的，屎就屎呗。”
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把它完完整整地转述给你，但你是知道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好比用筛子盛满水去某地，能留下来的一定不多。你只有亲耳去听，才知道他说了什么。
有一个人曾以这种开头——“我永远记得一个我不在场的场面”——引起我对他讲述内容的兴趣，听完，我非但没有觉得他骗我，还认定他的讲述比在场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从重要层面讲，这个场面对那些在场者而言只是生命中经历的无数场面之一，对他这个不在场者来说却是唯一。他现在吃穿住行、参加什么工作、组建什么家庭，以及孩子在哪个学区，都受这一场面制约。或者说，他过去一段时间、今天及未来的一切，都是对这一场面的继续。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不过是邃古之初那场大爆炸的继续。（当然……对喜欢推诿的人和喜欢感恩的人来说，这种“原因论”都是受欢迎的。这个人无疑是后者，他感恩于务农的父亲在他还在中学自习时背着他做出一个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现在看极富远见——的决定，他们一家像是忽然失踪一样迁离故乡小镇。今天，他检视所有小镇同窗现状，发现无一例外，都寄身社会底层。只有他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异乡考中大学，逃出诅咒。）今天我要向你讲一件事，它的开头既可以设定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在场的场面”也可以设定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不在场的场面”，它结合两者，或者说，处于两者的交集部分。我们可以定义这一交集部分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场面”。请你看看我，我人生有很大一方面——至少是在交谈和饮食方面——是深受这一场面影响的。（坐在他对面的我注意到，这时他一次次捏紧双拳，你不知道是捏紧双拳导致他双手抖个不停，还是双手抖个不停使得他要捏紧双拳。阿乙老师，我想起我的一位老邻居，她总是在对人诉说自己不如意的婚姻之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时我两个月大。白天，我常闭着眼睛和嘴唇。但在乳头或奶嘴凑过来尚有五六公分时，它们早早打开，尤其是嘴唇，张到极限。如果你停住，它还会着急往前送。就像鱼儿通过摆动双鳍把自己往前送一样。咕咕地吃奶水时，我的眼睛像狗一样斜睨着，生怕有竞争者过来。往往是到凌晨，我开始持续几小时的哭闹。是那种闭上眼、露出牙龈、涨红了脸的大哭，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喂奶、拍嗝、抱起来“萝卜蹲”都只能缓解一时。因此即使是我的生母也倍感烦躁。说全卫生院孩子都好就这个不好，很是怀念没生我的岁月。应该说，这都是一个人动物性的流露，或者说一个动物动物性的流露。要到一个多月后，我才出现一些人的迹象，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因同情而紧紧抱着我的人，费力地想眼前的大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发出咧咧咧的声音逗我、它要对我做什么，我的脸因痴呆显现出一股奇怪的活力，就像一块任由水滴慢慢滑落的岩壁。不过这可能还是动物的表现。动物（比如科塔萨尔在巴黎见过的美西螈）也会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人，并且转动宛如一台极其笨重的机器的大脑艰难思索。区别在于，这两种动物有一种会通过最后的测试成为人，而另一种停留为美西螈。（但并不是说，我们成了人之后，就只是人。自杀者走向楼顶时是自信的，来到楼沿后却迟疑不决。这里面存在尖锐对抗：他想死，身体——或者说身体的动物性——却拒不同意。这种身体的动物性，也可以说是物种的意志，更多体现在对自己存在的保护上。连草都有这种动物性。草没有意识，无所谓怕不怕，但你发现，它同样会善加保护自己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使自己存在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
下面，来看看我所处的环境。小镇地貌西高东低，倾斜幅度不大，基本可视作平地。平地有且仅有一座山岗（处于北部），山岗上还有一块平地，或者说，山岗顶部就是一块平地。卫生院建于有半个田径场大的山顶平地。衔接卫生院和贯穿镇中心的柏油马路的是一段不能说太陡又不能说不陡的百米长砾石坡道。不能排除一些喝农药的妇人最终死去，是因为把运送她的双轮板车连拉带推弄上坡顶，花去太多时间。每隔十来天，就有板车拉着一个翻白眼、冒汗、口吐泡沫、身体扭来扭去的女人出现在坡道上。我们知道人总是容易走神，哪怕是在接吻、开车、演讲、听取重要指示、走钢丝绳这样的时刻。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像山中雾气，你想聚拢它，它从本质上却总是往外散开。只有在运送和自己有家庭或血缘关系的人去急救时（无论此前此后对她是爱是恨），一个人才能做到全神贯注，才能说整个人处在事情当中。他们要么纤夫一般用肩部套住皮带，低垂着身体，努力攀登，要么双手扶住挡板，凭借腿部蹬地形成的反作用力，把板车往上推送。他们想让板车飞一样至少也是徐徐但有成效地抵达终点，它却有如陷入泥地深沟，在原地打转。要等旁边又加入几双助力的手臂，它才往上动一点。但只要一松劲，准又会溜回来。有时医生会提着洗胃的管子和一桶水大步跑下来。有时死亡就在坡道上宣布。于是我们看到非常灾难性但又不失滑稽的一幕：他们打量着尸体，想要对它表达点什么，最好是能呼天抢地，却发现自己只是掏出香烟，点着了自己的还去帮别人点。有一个人说：“还能怎么办呢，不只好再拖回去？”我记得一个德意志笑话。犯人被带去绞刑场时抱怨天气太坏，陪同的传教士说：“你还抱怨什么？你只要走一趟，我还得在同样的天气在同样的路上走回去。”这些曾不假思索地投入抢救的亲属看着尸体，难免也会咕哝：“你是好了，一了百了，我们还得抬着你的尸体回去。”他们就像卖淫人空荡荡地出售肉体一样空荡荡地拖着尸体往回走。之后有一种认知——“毕竟一个人并且是亲人死了”——袭来，让他们感觉凄凉，有点想哭，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害怕死者娘家过来闹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它对我要讲的事毫无益处，只会分散咱俩的注意力。
在坡道中间靠上位置的西侧，有一溜朝向并不总一致的平房。沿着那条由人足走出来的路（它像是从主干伸出去的一根枝条）走到最深处，就是我家。人字形的屋顶盖着几张由砖块压住的石棉瓦。前后墙各有一扇窗。前窗里面订着一张印着恩格斯画像的胶版纸，外面订着尼龙纱窗，都用订书钉订。后窗嵌着玻璃，缺失处蒙以薄膜。前门墨绿色，长宽比三比一，可能是邮电所扔的，由六块木板接合而成，上面第二块木板缺失，于是找来一块废弃的板子裹以化肥袋，从里面用长钉钉好。没有钉进去的钉身被敲成钩子，用来挂篮子和衣服。后门是一扇小铁门，通往竹篱笆围起来的菜园。菜园一角砌了一口灶，怕它被淋着，又在上边搭建棚子。黑教哇，为了让你对我的出生地有更好的理解，请你往我刚刚讲到的一切室外之物倒上灰，尽情倒，大胆地倒。这些灰就像积雪一样压在物体上，使得其中一些轻而柔韧者不禁弯曲。想一想，用棍子戳动这些重叠覆盖的东西，会有多恶心。我有一位朋友从边境以南的地方独自旅行回来，讲到他借宿荒寺，和一名蠕动的银屑病人也可能是鬼试图交合，在浓重的暮色中他摸到自己最不想摸的东西。“指尖像是擦到比松果还要硬和脆的灰球。”这是他的原话。我还要请你在这样的环境的半空加上一层化粪池的臭味以及一团可谓群魔乱舞的蠓子。只要你出现在这里，这些蠓子就会不断地在你的头部降落起飞。一只手别想把它们赶干净。
室内则一尘不染。室内一定有一些东西，比如摆放在墙角的米缸、立在有些危险的课桌上的煤油灯与手电筒，以及搪瓷盆、热水瓶。我无意详述。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说到刚刚那些室外之物，我们兴致勃然且深感其必不可少，一旦触及室内之物就趣味索然，不觉得它们多重要，有时还认为是妨碍。是不是因为前者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个性的东西而后者不能？或者，物品在前一种情境容易被看作描述的主要对象，而在后一种情境只能当作背景？我们当然也可以对背景进行细致刻画，但不代表它就比一笔带过有必要。黑教，如果我们在剧院看戏，这台戏反映的是宫廷的事，那我们肯定不想舞台布景过于生动逼真是不是？可以再看看油画，如果我们看的是一幅描绘道路、桥梁或山峦的画，它们不可能不被精细呈现，但如果我们观赏的是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这些事物就只能被“推到遥远的深处”。黑教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谈这些吗？你对我并不好。或者说即使你想对我好，出于工作考虑，也不便对我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像你这样具有深刻对立关系而不是那些连命都可以为我牺牲的人倾诉吗？（坐在我对面的黑濂说：“阿乙老师，他并没有说答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但在我实在藏不住这个故事——就像一个人实在无法用围裙兜住接满的水——要把它移交给别人时，我一下理解他为什么会找我了。我想来想去，只能找你，而你在我的关系谱系里只能算是一个遥远的人物。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或者说迹象把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活佛并不通过所有人而只是通过一个和他一样特殊的人转世。”）下面，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画面：室内的整体是灰色调，然而在中心部位却有一点光亮。这是因为那里坐着一个皮肤白得既让人恶心又让人担心的男人。就像阴雨天从街道走过，银杏树金黄的叶子使某块区域显得光明。那是一把打给小孩子的方凳，大人去坐，从物理和情理上说都不合适，他却坐得安然。他被剃了寸头，穿着有四个袋子的黑褂、软塌塌的灰裤子及一双布鞋。他的一双手特别大，像是颤抖的巨禽落在微微并拢的大腿上，有时这双手的某只会痉挛性地抬起一下，复又落于大腿，并被另一只手有力地握住。他身体略向前倾，眼睛直勾勾看往地上某处。不应该说看，因为他的目光虽然落向那儿，他却并没有看。说起这低垂的眼神，就像有人——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沿着尺子在他面前划了一根横线，严禁他的视线越过它，从此他果真不越过它。他的嘴唇自张开后就忘记合拢。在他身边是一张深深的摇篮。我们看不见里面的婴儿，却知道他存在。并且知道他存在于这个世界却对这种存在缺乏意识。人们让这个大人在这儿看着婴儿，不如说让他们一起在这儿被看着。
我的父亲是一名半精神病人，或者说间歇性精神病人。那天，我少于念书的母亲用扫帚把我父亲赶到摇篮边。他凄苦地望着她，恳求她，后来还是乖乖坐向小凳，凝视地面，念念有词，念到某个词的一半时（比如会字只读到 h）嘴唇停在那儿。“看吧，还是阿纸能治你。”我娘说，推门而去，要把挎着的一篮笋子均分给高邻。她以为只会花六七分钟，实际离开六七十分钟，最终是因为我爆发出只有被杀害才会爆发出的凄厉喊叫才使得她回到那几乎是漆黑的屋子。而她后来在讲述这件事时还认为自己只出来五六分钟，那些和她单独聊天就超过一刻钟的邻居也作证说她出门只有四分多钟顶多五分钟，正要回去的。
父亲所以疯掉，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碰倒单位的电视机。我们知道，矗立在室内一角的电视柜往往是没有柜门的，但在搁电视机的最上一格，会装一扇活动门板，方便人们在不看电视时把它从镶在顶板内侧的轨道拉出来，遮挡电视机。要看了，就把它推回轨道。（存在一种心领神会，比如我俩素昧平生，因为常年都在某店喝咖啡，就算认识。我们虽未交谈过，在另一场合遇见，还是要点头致意的。卫生院的人，或者像在卫生院这样有一个电视柜并且柜子上安装活动门板的单位待过的人，可能会在别人说“那就像别人要来看电视了还把门板拉出来盖住电视一样多此一举”时不觉得突兀，尽管他们在生活中从来没这么说过和听过。黑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你分享这个，它几乎没有价值。很可能是我不舍得放弃这个可以卖弄的机会。有了欲望而不释放，我们就瘙痒难忍。据说古时中亚有一位国王，一共杀了八人，六个都是因为再三忍不住说老爷您可长得真像一只把头不断往外抻的乌龟。）我父亲这天去职工活动室打球，刚走的看电视的人把电视机拉出来拍打又不推回，致使其一半悬置在空中。我父亲球技不佳，但态度认真，轻轻一挡的球，也花十分力气对付，认为不如此，就达不到锻炼效果。他对空间的利用是那么充分，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和身后电视柜发生碰撞。他没有发现电视机有一半露在柜外，可能和他迫不及待要与对手一决雌雄有关。电视机栽倒下来，从此再不显像。赤脚医生出身的院长心急火燎地赶来。我父亲是他暗自嫉恨的人。不是因为我父亲对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在群众和上级那儿，我父亲比他受欢迎。有一次打分，满分是五分，他三点一分，而我父亲是四点八。最终他等到这一不容有失但毋宁说也不容易有失的机会。黑教，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这台电视机所持态度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拍击时不惜下狠手，但它其实贵重，抵得上今天一台进口CT机。自忖已调查清楚情况（或者说自忖已坚持到调查完一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院长严肃地说：“你赔。”“为什么是我赔？这难道是我的责任吗？”我父亲如此激动，不全是为了推卸责任，主要还是想抵御自己作为一名受尽溺爱的人所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处境：被问责与处罚。“不是你的又是谁的？”院长说。父亲接下来的辩护，与其说证明自己无罪不如说坐实自己有罪，同时让那些关键时刻想给他搭把手的人深感被背叛：“为什么这块活动门板没有被拉出来挡住电视机，走的人为什么不关好电视柜？”“为什么把电视机拉出电视柜又不把它推回去？”“这台机子是哪一年买的，早过了使用期限，可以报废了吧？”“归根结底，这是我一个人的错吗？”接下来，这位叫汪炎生的仙姑台人民卫生院院长像斗牛士一样，把我父亲逗得筋疲力尽。直到他认为事情该有个结束了，才让它结束。一口鲜血嘣的一声飞离我父亲口腔。
不过，这样的说法缺乏证据与逻辑支撑，可能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有了某种期望，从而创造出这样的事实。我们知道，在道德方面，既得利益者——比如富豪、美女、白人以及像院长这样的官员——总是吃亏。他们容易被视作罪恶的根源。（一些人习惯把自己定义为弱者，通过这种定义，他们自我授予绝对的权力，肆意审判他们心目中的强者。有意思的是，在“判决书”里，他们处处表述那些强者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甚至无需动手，仅仅因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就足以使自己形成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事实。）准确说，疯癫起始于父亲在工作时的一次——我们可以说是致命的——恍神。那是个简简单单的日子。我父亲正在做一台他之前做过多次、已证明自己完全胜任的手术。当他和学徒按部就班切开患者腹部，在那里打出一口小井，好找出坏疽予以剪除时，一个空前未有的想法以光速之姿闯入他的脑海：他可以一刀插死他。而且，相比于我们主动萌生的想法，这样意外闯入的想法，对行动具有可怕的粘带力。我父亲的手也差不多把刀举起来，准备深深插进去。这太邪恶了。我父亲就是看见自己像刺客一样卑鄙而专注地凑近患者后，吓得连连退步，一把撞倒后面的椅子。……父亲坐在木椅上，用一对拳头敲击深埋下去的头，试图从可怖的状况里走出来。意识到手里还握着那把装了长柄的手术刀，他厌恶地把它甩向地面。因为刀上血污与胶皮手套黏连，甩了两次才甩脱。到了不得不去把这台手术做完时，他才返回。可恐惧仍然存在。他叫学徒夹紧坏死的组织，自己做了几趟深呼吸，才算把它绞断。在这过程中，他伸直身体，把脸扭向一边，不去看它。这让我想起新手电焊工，会后仰身体以避免火花溅到自己。跟着的消毒、收线、缝合，就在他惊魂未定的指导下由学徒完成。一周后，他成功完成另一台手术，院方和他自己颇感欣慰，觉得顺利走出阴影。但在随后的又一台手术里，他再度表现异常。他凭空剪了几下剪子，以测试其灵活度，在这过程中，他只是看了眼待引产者的腹部及雨滴般饱满、娇嫩的乳头，就差点昏倒。从他头部和脖子分泌出大量油乎乎的汗液，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分泌。眼神因慌乱到处乱蹿。受应履行的职责逼迫，他迈开步朝手术床走去，天哪，那一双腿好似抽筋去骨，不自主朝下软。并且每走两步倒退一步，或者每走一步倒退两步。走路是一个人幼时就会习得的技能，一旦习得，就放心地把这一职能交给双腿，任凭它们迈来迈去。你听说哪个成年人还需要重新学习走路的？哪怕是骨折过的人。可我父亲却像一夜退化回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协调自身各部分以完成前行的任务。他每走一步都像是故意走错，故意这样没谱。不久他爬在地上。因为父亲掉链子，手术推迟，孕妇被其亲属抢走，胎儿得以保住。因为心里始终不自在，胎儿父亲杀了耕牛，用它去抵孩子的命债。
应该说这次创世性的侧滑或者说跳跃，使得父亲明白，他不可能再由“理性”独掌，在自己这所房子里还居住着“放恣”。我们不能说后者是新闯入的，它在此的存在可能比前者还久远，只是早早被收服并隐匿，是这次恍神使之复苏。且来谈谈这熔铸了黑暗、死亡、破坏等物质个性的“放恣”的惯常行径：每遇见一个物体，都掂量它是不是一件趁手、具有效率、能对缺乏有效防备同时脆弱的肉体完成致命一击的工具，就像意淫狂，急不可耐地在万物中寻找合适的阴道。一位灵感的大师。然后……操起这新被点化的工具行凶。具有光明、生命、秩序等事物德性的“理性”有责任在这一过程中站出来，对这一罪行予以制止和取消。设若它不做出反应以及虽做出反应却不能扭转“放恣”对事态的控制，那么留给我父亲这名外科医生的，将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从今他连猫和狗的待遇都得不到。甚至比那些因杀人而判刑的人还要等而下之，因为他们只是杀人，精神并没有不正常。[坐在我对面的黑濂说：阿乙老师，二十五号跟我解释为什么“放恣”会心潮澎湃于那些具有一击即中性质的物体，因为它考虑到在和“理性”斗争时，必须做到兵贵神速，不能让后者有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些物体包括剃刀（它能瞬息切下耳朵）、烧红的橄榄树干（它能瞬息刺入眼球）、火锅汤底（它能瞬息烫伤人脸）、菜刀（它能瞬息砍人甚至斩首）、水果刀（它能瞬息刺入心脏）、五升桶装水或花盆（它能瞬息从高楼抛下）、卡车（它能瞬息把人辗死）、硫酸（它能瞬息使人毁容）、屠宰气动螺栓枪（它能瞬息击毙别人）、球棒（它能瞬息击碎人后脑）、起子（它能瞬息捅穿太阳穴）、锤子（它能瞬息敲瘪人头骨）。像铁丝、树枝、石墩这些，虽然也能致人死地，但因费时耗力，也就使人提不起兴致。另外，所以提到肉体必须缺乏有效防备且脆弱，是因为它能最及时地应和这种攻击。一个人身强力壮、披坚执锐、时刻警惕地望向四周，那么我们手里即使有枪，也难以形成杀戮的冲动。]在这场战争中，“理性”一开始是自负的。它以为只要按自己计划行动——比如深呼吸、冷水洗脸、改善饮食、呼吸新鲜空气——就能轻松获胜。报应随即到来。（我怀疑就是我父亲这样的医生，也犯有我们常人喜欢犯的讳疾忌医的毛病，在问题一开始出现时宁可认为它不严重。）不过，即便后来它对“放恣”隆重对待，其实也办法不多，甚至可以说束手无策。原因在于：当时的医学及医疗机构不注重精神卫生的研究及知识普及，特别是在基层；父亲因强烈的羞耻感，也更愿意通过自己而不是同行来寻找解决方案1；他体内滋生的这一病灶比别人来头更大，我们不能说医生就不应该具有这些，有的医生得的肿瘤还是别人几倍大呢。后来，“理性”能做的就是对可能发生的灾祸进行预防（比如绕开可能的凶器，或者把它们拴住、锁好，有时还让母亲绑住他双手），以及追在“放恣”后面对它的恶行进行扑杀。过去，“理性”是父亲在社会功成名就、获得广泛尊重的推手，现在却成为一个不得不全天候看管自己的苦力。终于，在力不能支时，连它自己也渴望对方获胜。有时它确已放弃，只是对方没有察觉到或者正好处于平息期。有时它力已罄尽，仅靠了一些惯性的东西撑持，才不至于使局势倾覆。溃败在所难免。为了推迟末日到来，也是为了给可能的光复争抢一点时间（真不知道这样的争抢还有什么意义），“理性”决定向“放恣”开放一些可供后者作为的领域。一天，当他听说一条狗咬伤一名学童，显现出一种当时人们感觉有点过度但寻思他是医生能洞察问题本质因而就是过度也一定过度得有道理的义愤填膺。他一只脚踩不知道是谁的半高跟鞋，一只脚光着，在正午滚烫的柏油路上一瘸一拐地奔行。人们以为怎么也不可能追上那条狗，他却须臾即至。但见他把挽着的白大褂往狗头一罩，单腿跪地，勒住狗头，用手术刀只一抹，就抹开它脖子。据说没哼一声，一股细长的血有力地瀌击地面。之后，他又处死一批猫和狗，理由是“它们是潜在的传染源”“人一旦感染狂犬病百分之百致死”。这方面遇阻后他又去消灭蛇、鼠、麻雀、壁虎之类的生物。他以为可以通过明修为民除害的事迹，暗度杀戮无辜的疯狂，即或有人就他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他和支持他的人也有充足余地去辩护。他以为他还可以是小镇最权威的医生。但其实人们或先或后都看出他已经疯了，一些动物也知道。
有人劝过我妈妈，要注意我爸爸，特别是在有孩子后，她嘴上说“我多谢你”，神情却强硬表明，这事绝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她也搞得掂。乡下人比城里人简单，但乡下人有一种城里人缺乏的本领：把场面话和心里话一起到位地说出来。但这或许正是他们所以简单的表征。我想她不是不知道我父亲已疯得厉害，她不承认这一事实，是因对它厌恶和痛心。她有意认定他只是出了点麻烦，“可能工作太累，需要休息休息”（这和单位暂停父亲工作给出的说法意外一致）。另外，当前的事实——他毕竟还没有严重伤害家里的人和物品——也助长她自欺欺人。现在没发生，似乎就可以担保往下也不会发生，或者说，这一刻没发生，似乎就可以担保下一刻也不会发生。她并且认为，即使父亲发疯，那也疯过头了，现在那股疯劲和他的身体一样，处于肉眼可见的衰竭之中。“你看他脑子空了，什么都没有。要不是脑子空了，人不会呆成那样，像根木头一样。你推他往左他就往左转，往右他就往右转。”有时她这样说。她不知道，在父亲看似痴呆的外表下，隐藏着“理性”与“放恣”激烈的战斗。正因为内在战斗太过激烈，外表的一切都被掏空或者说停息。在那场战争中，“理性”面临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那种压力：“对方可以输很多次，我们却一次也不能输。”后来母亲为自己的颟顸领受我舅舅飞踹，落下内伤。这样的颟顸不仅包括她一贯不把父亲疯癫当回事，也包括她当日甚至比邻人晚赶到现场。
一声由我发出的喊声震动屋顶、大地和附近。它分贝很大，但不能说尖利，这是因为舌部受伤既导致也在影响和污染它。此后很快变弱。人们听出不祥，一颗心猛然下沉，又咚咚直跳。他们加快步伐，像流水一样经过沉迷于闲聊的我母亲，朝我家赶去。要么是他们喊：“艳坤嫂，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呢？”要么是我母亲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他们说：“我听到你们家孩子喊，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可能的，”我母亲说，“我让我老鄢在家看着的，一步也不能动。”他们撞开虚掩的门，挨帮挤靠的，从黑暗中辨别出如是景象：我已经昏厥，血还在从破损的舌部渗出，导致头部歪来歪去，我父亲抓着沾血的鱼头剪，情绪激动，一双腿打抖。他们慌张地在屋内奔跑，有的去拉那盏作用可能是吸引蛾子而不是照明的电灯，有的去找纱布试图给我止血，有的说直接上云南白药，要是这儿没有就快去卫生院找，有的说谁家有快去取，有的说问鄢医生自己他家不可能不备着鄢医生你知道云南白药的药粉在哪吗但未获回应，有的说来不及了直接上灶灰吧，有的说不管怎样先把孩子抱起来以免血把他呛死，有的说既然抱起来就把他直接抱到卫生院去你们谁找到药粉就赶上来半路都是可以处理的。我母亲赶到时，跪在地上，双手展开迎接抱着我匆匆走出的邻居，在后者走过后又跟着转身膝行。这动作让我想起那些做客的姑爷，他们想帮忙却无从下手，只能在别人端菜过来时展开双手虚接，以防盘子掉落这种概率极低的事发生。“我要去捕鼠，可恶的老鼠，万恶的老鼠，你瞧，这剪子上还有一根鼠毛。”他说。（他想以此来躲避这灾难性的事实，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很可能。我曾经谈过一任女朋友，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逃避的人。据这任女朋友讲，她小时候走失，她母亲慌张，但不是为她走失，而是为自己将要受到的责斥。她母亲跑回家打上满满一桶水，蘸湿拖把，将家里拖了六七遍。她父亲回来时，她母亲这么说：“难道家里不用打扫吗？不打扫得有多少病菌啊。全都带到肺里去。”有人质问我父亲：“都这时了，还去捕鼠？”我父亲闭上眼睛，泪水倾巢而出，回答道：“是啊，去捕鼠，去捕万恶的老鼠。”那人猛地一推我父亲，说：“我真服了你这么想，你把你孩子舌头剪了，罪其一，剪了不救，罪加一等，还要去捕鼠，我真服了你。”我父亲拧紧眉头，似乎在为自己受的这一诬蔑性判决愤慨，接着平静下来，任由对方推搡。我想，他虽不承认伤害我——要么是顽固地不承认，要么是不敢承认——但一想到自己究竟也没有尽到看管的责任（而这和他主动伤害我从罪孽上说相差无几），也就任由对方处罚。所有未跟随去卫生院的人团团围住他，争相指斥，互不相让。他们满以为这样声讨的话会像活水一样层层涌出，可一会儿就枯竭了。在两个人意外地同时说出“该死”二字后，他们伸出指头，直戳着蹲在地上的父亲，齐喊：“该死！该死！”在父亲站起身准备大步走进茫茫黑夜时，他们让自己吃惊地闪开一条甚至可以说过于宽阔的道路。总不能打死他对吧。我父亲就这样离开家。有人认为他到了时候就会像条狗一样归来，有人说他真的捕鼠去了，要不然现在老鼠不会这么少，他一定生活在附近，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生活。有一天人们在水沟看见十几只油黑的硕鼠在翻捡食物，于是这个人又说，这说明鄢医生转战他乡了。黑教，依我看，老鼠从来没有多也没有少，它们该繁衍多少只就繁衍多少只，该死亡多少只就死亡多少只。妈妈比小镇人更早适应没有我爸爸的日子。人们常来安慰她，其实毫无必要。你不来也没啥，来了她还得白出一顿眼泪。
几乎一懂事我就明白自己在体制上的缺陷：没有父亲。每个人——包括那些年龄比我小的——见到我都煞有介事地点头（这种无声的表示洞察或领悟的姿态比肆意嘲笑还要侮辱一个人）。很长时间我都没有适应这一事实。黑教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裸露着下半身走路，凉嗖嗖的。或者感觉心里很大一块空荡荡的。我对他归来的渴望是惊人的，但在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很难应付他万一归来的局面。……有些人，一旦从生活中长久缺席，那么他归来甚至不如一个死人、一个可恶的长满瘤子的邻居。他带来的是某种不安的东西，是他在别处受的教育、熏陶、驯服、指导和指派。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怎么看待我们。不知道他隐藏了什么计划、目的以及疾病。即使他什么也不对我们做，仅仅是陌生也够我们受的。有些东西一旦撕开，就永远撕开。去看看电视寻亲节目，当拐卖的孩子被找到后，他们脸上显现的是被打扰的惊慌和痛苦。最终，父亲以入梦的方式回归。他戴着黑色礼帽，穿着黑色大衣、裤子和皮鞋，手提黑色皮箱，站在面前有一团光的阴影里。他可能跋涉很久，甚至跋涉十几年几十年，才走到这里，只要再走几步就可以贴近我，可是出于对规矩的畏惧——这规矩以一道分开光明与黑暗的线体现——他就站在那里。两腿笔直。并且始终没有开言。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这一次来者也没有显现面容和声音，但我一下感觉就是他。是的，是他。他确切无疑地站在那里。在我们之间有一股只属于血亲的情感的电流在流淌。他殷切而贪婪地看着我。直到某个东西轻轻拉拽他一下，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物体才像烟一样散失。我撒开腿去追。我来到广阔的空间，所见无非还是我们这个世界，河流、田野、山脉都和原来一样。
这次梦见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件以我为受害者的事，这件我在场却仅仅以动物的知觉在场的事。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尖反复端详，有时也抚摸，越来越不确定那丑陋的疙瘩就是由剪刀形成的。另外，我想父亲如果使用母亲做针线活的利剪伤害我，可能更倾向一把扎入我眼球，而不是弹我面颊好骗我打开嘴唇再去剪舌头，这样太费劲是不是？像我父亲这样天生嗜杀或者因强迫症而变得嗜杀的人一旦打定主意伤害别人，一定会优先考虑程序最快、程度最深的那种。就像他们用锤子一定是敲人后脑勺而不是背部，用腿一定是踢人下身而不是屁股。你觉得我说得对吗？或者直接用剪刀剪开我脸或划破我脸。你有没有想到，表面看来是因果关系的这组事实——我父亲手持剪刀和我舌尖受伤——只是一场巧合呢。或者说它们之间构成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呢（是我舌尖受伤导致我父亲拿起剪刀，而非我父亲拿起剪刀导致我舌尖受伤）？亚里士多德说：“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父亲剪开我舌头这件事非常可信，却没有发生，我父亲没有剪开我舌头这件事非常不可信，却是事实呢？（如果不是你父亲，那请问又是谁？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对喽，他们也是这么问的：如果不是鄢医生，那请问又是谁？问题出在“是谁”上，我们在说谁的时候想的绝不会是牛、羊、猪这些动物而只能是某个人。而这样自然而然——实际不经推敲——的问法也直接导致我们的思维被限定在某个区域内。因而即使凶手反复出现在面前，我们也不会意识到。这是什么呢？（灯下黑？我说。）……对。侦探小说家切斯特顿提到隐身所以存在，并非因为该人拥有神奇药水，而是他被人完全忽视。他写了一篇小说：凶手假扮邮递员进入大楼，杀死人并把尸体装入邮袋扛走，门房及附近炒栗子的却说没人进去，侦探说那只不过是没有你们所认为的警方要找的那种人进去。同样的，当我们在公司走廊谈论商业秘密，又怎么会想到保洁员在听呢。有一部电影反映的正是这个。还有，当我们在出租车和亲信说一些不可外传说的话时，不可能提防司机吧。我怀疑你们会把司机发展为线人。即或不发展为线人，也会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他们上报一些特殊信息。是这样吗？（不会的，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不要草木皆兵。）……那时候老鼠太多。多到我们对它们的存在倍感习惯甚至它们没有出现就觉得缺点什么。它们活跃在菜地、厨房和屋顶，有时撕破纱网进入搁放剩菜的碗柜。小镇上年纪的人有一些是吃过鼠肉的，他们不是没有忌讳，而是没有选择，在连土和树皮都要吃的年代，能吃上鼠肉不是福分么？并且吃过后，觉得它比猪肉紧致鲜嫩，烧起来也特别的香。有人甚至食鼠成癖。（你让我想到一个法医学的词：恋粪癖，我说，在吃不上饭的年代，有人受狗以屎果腹的启发也吃屎，后来生活改善，这一习性仍保留下来。不过，我认为迷恋仅仅因为事物免费。不花钱，所以心中欢喜。）我父亲对老鼠是厌恶的，但似乎也没办法，我们那片平房因建在荒坡，很多垃圾倒在附近，更容易招引老鼠。我推测是一只老鼠咬破我的舌尖，惊醒我沉湎于思考的父亲，他取来剪刀（或者剪刀当时就在手上），追上去，扎中来回乱跑的它们的一只，或者把剪刀投过去，刺中某一只，剪刀上的血是老鼠的。父亲就是父亲，在永远保护他的孩子。父亲不可能杀自己的孩子。我这里有一本苏联人写的书，是关于你们这个职业的，里边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我的想法得到它的支持。你看看……就是这里，你当然可以拍下来。
我最后一次回出生地时，开着一辆报废的老解放，载着几十桶金龙鱼油。小镇几乎空了，在道路远处能望见的原本巍峨的卫生院，只剩残垣。到处是乱丢的东西，有的弃在马路上，有些看起来还有价值，拾掇拾掇就能用。从这些遗落的物品看，应该是有人想带上，却因别人呵斥——“走哇，都什么时候了”——不得不放弃。想必是遇上什么急事，譬如洪水或瘟疫来袭。卡车停在坡道半途，轮子后塞了石块。我把油两桶一拎，一一拎到家前。墨绿色的门还在，上边挂着一把锁，但门旁的墙有一半空了，从那可以跨进屋。窗户及充作屋顶的石棉瓦掉落在原本光可鉴人（我在那里来回爬行过）现在蓝瓦瓦的的地面上。能看见的事物不是结着蛛网就是长满霉斑，包括我母亲的遗像。菜地长满草，隐约还能分辨出灶台与棚子。我无数次听过那里发出咣咣的声响，是铲子在铲锅。也听过风找准一小块薄膜反复吹的声响，吹得扑扑作响。我妈妈的娘家在一里外小镇上，他们欢迎她住回去，为此清出一间大房，她不肯。她想保留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卫生院家属身份。我把油洒向房屋，点起火。在听见一只空瓶子发出沉闷的爆响后，我走向小镇。一名不知年龄的老妪走出来。她不认得我，正如我不认得她。她说话喜欢把没有扶住拐棍的那只手向空中挥舞。她说：“烧得好，一起都烧掉，留着做什么用，你还有洋火和油没，把我也烧了。”这里的天总是灰茫茫的，不见太阳，让人感觉像是浸在漫无边际的麦乳精里。这样的天气每天催着人大哭。现在我给这样的天气添上一股浓密得就像是由火车头喷出的黑烟。
阿乙老师，他起身离去时，我一边打电话找人一边请他稍等。电话挂掉后，我追上他，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他看看它，闭上那原本也不怎么睁开的好的眼睛，点了两下头。以示感动。因为靠近门口，我把他脸色看得更真切。现在想一想都不舒服。因为我看见的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具做过遗容整理的尸体。情况就像他说的，时日无多。我对着他做了一个乐队指挥的手势，说：“伤。”
他说：“桑。”
我说：“伤。”
他说：“桑。”
我说：“诗盎伤。”
他说：“四盎桑。”
我说：“悲伤。”
他努力说：“悲桑。”
我说：“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悲-伤。”
他着急地摇头。
这时实习警员来了。他也对他说：“悲伤！”他继续着急又歉疚地摇头。我叫实习警员送他回家，并且拍照显示送到。后来他如约死亡。一时找不到人处理后事，只好通知民政部门。无主的骨灰瓮七八尊一起，搁在纸箱。你看看这本书，就在这一两页，记载有一桩离奇的案件。你现在看。要不是贴了一些便条，并用荧光笔划出很多重点，我可以送你。当初他也是这么对我说：黑教，要不是做了很多笔记，我可以送你。……舌尖是老鼠撕开的，这样的说法在心理冲击程度上不亚于一个疯子亲人行凶，甚至超过（我怀疑他的邻居、亲人没有做这方面推断，原因之一也是它太过恐怖），但从荣誉层面和个人情感层面看，它却能给我的这位监控对象带来不菲回报。它虽然不能摘掉他父亲是疯子的帽子，却能帮其洗脱杀人恶名。既奇怪又现实的是，因为父亲离去，其杀人的名声一直由他保持着，尽管他恰恰是他父亲所杀的对象。人们不会对他这个受害人寄予过多同情（特别是在他长大后），反而为他继承凶手的血液心生厌恶（这厌恶一点都不笼统，而是具体）。就好像杀他的是他。我还没说仔细，朋友，应该是，人们通过他父亲剪开他的舌头，推导出作为他父亲儿子的他也会剪开他们中谁的孩子的舌头。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的认知一直骄傲而顽固地停留在这一层次。因此，老鼠咬人的结论如成立，洗脱的就不单是他父亲的罪名，也有他可能杀人的嫌疑。并且，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能成功说服别人他父亲是被冤枉的，那么他父亲发疯这一事实也会得到重新审视。人们会将之视为疯癫程度较轻的疯子，而非那种杀人放火的极端型疯子。你定然注意到，一个疯癫程度较轻的疯子，人们对他的接纳程度要高于那些正常人中不好惹的人。他或许还会像小丑或痴呆症患者一样，因为给人们带来愉悦而受欢迎。这里存在一个心理错觉。（这时他用笔在上菜单背面画了一个图形。）请看：
你会不会觉得上边那根横直线长于下边那根？实际它们相等。所以产生长度不一的错觉，是因为它们被投入到不同的情境中。他父亲是一个在疯癫程度上恒定的疯子（即使他发作时间不固定，我们也可以说这种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人是恒定的精神病人），我们把他投放到不同的语境中，他的疯癫程度就会在人们心中表现出不同。当他和杀子这样的事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一个超出他恒定疯癫水平的疯子，当他和杀子这样的事没有联系且表现出护子举动，他就是一个低于其恒定疯癫水平的疯子。……同理，人们在调低他父亲是疯子的认知的同时，也会减缓对他成为另一个疯子的担忧。……把一个好的名声，或者说一个不那么坏的名声yíng回来，对一个家庭来说极其重要。（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yíng是迎接的迎还是赢得的赢，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说。）你这么一说，两个 yíng都是可以的。名声和肤色、出身、级别一样，决定社会如何看待一个人，以及一个人如何看待社会中的自己。想一想，有的人死去多年，他的子女还在为他的平反奔波。想想这种执拗。我们只有变成他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能想到，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一条大鱼的骨架没有经济价值，出海的老人还是要把它拖回来。）从二十五号个人的日常体验说，他也不用在刷牙、吃饭、说话（特别是在被人注意到是大舌头）时，总是想到舌头被父亲剪开的场面。 我多次注意到，一提及舌尖，他就会突然低头，眉头紧蹙，并且微微震颤。他不能排除，他父亲是冷静地打开他的口腔，把剪刀伸进去，一刀剪开它的。他没办法不想到父亲对作为他父亲的厌恶。……今天，我们很难通过他舌头的状况回溯它当初受伤的情况，匆忙且夹含诸多错误的处理，以及该部位组织在岁月里随波逐流地生长，使得它几乎不具备证据价值。我们不能说那里就是他父亲剪的、就不是老鼠咬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种让我们成为警察的东西——那由大量个人和集体的实践以及逻辑训练形成的经验，那最终以统计学方式深入我们内心、形成我们独有心智的东西（那东西让我们始终保持冷静而不是一厢情愿。你不觉得公安机关少见精神病人吗？那是因为一个人但凡执着于胡思乱想，就会被这份工作淘汰）——判断老鼠作案这事不成立。他可能臆想到多种不是他父亲作案的可能。最终选定这一个，是因为这一个在自圆其说方面有其长处。他可能还想到凶手是鸡、鹅、黄鼠狼、猪。不是有记载说猪把晕倒的农妇吃得只剩骨头么。还有巫婆、倒下的风扇叶片、飞来的气枪子弹。也即，他发明了他父亲非但不是凶手还在保卫他的事实。之后，他又找到本书中案例，以印证自己所言非虚。你怎么看，阿乙老师？（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迟迟未能表态。）这是很明显的。第一，他父亲一直坐在旁边，即使偶尔不在旁边，也在室内，老鼠不至于大胆到要当他面来噬咬摇篮内小孩；第二，即使老鼠能大胆到冲进摇篮，也不会持续留在那儿，以工程师式的专注诱使小孩打开嘴巴、伸出舌头，好让它一把叼住。这就是单位失窃多半是监守自盗的缘故，因为在监守的眼皮底下外来者几乎没有从容作案的机会。
黑濂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结掉账。他鞍前马后把我让出餐馆，执意要送我。最后还是在门口道别，他大力握我的手，说：“兄，望多加提携啊。”快进地铁站时，我转身，望见他夹着提包走向道路深处。我感知到一个说出来只会被人当作头脑发昏的事实：此刻，相比于来时，他施予大地的压力要轻很多。宛若满载的船只在清空货物后，向空中浮起。我怀疑只要他愿意，就能飞。或者像小女孩那样双腿交替高抬、一跳一顿地跑起来。这个让人变得重的事物叫“话”。今天他把它卸下交付给我了。过去，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像我这样能听他完整讲述的人。结果当然不好。人们要么缺乏兴趣与耐心，要么对内容总是不怎么理解。“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说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不再震动他人，”他说，“也有可能，是我没讲好它，反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多过听故事的，作者多于读者。在转型期，我们总是能看见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悲剧。一些生产者没有意识到市场变化，仍按过去需求生产，导致产品过剩。你在讲故事的群体里找到听你讲故事的人，使我想起我父亲在城南做生意，有的东西就卖给做生意的人自己了。”……我想说，在黑濂征求我意见时（他并非真的征求意见，说“你怎么看”只为显得谦逊，或借此停歇，或为发表结论蓄力），我为什么迟迟不表态。我曾做过警察，知道这份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之一是克制想象力。在侦探片里，警察往往被描述为思想陈旧、工作方式刻板和只注重表象，但这与其说是对其否定不如说是肯定。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刻，我们所生活其中的都是一个缺乏异常的社会，对其中事务我们就应该运用常规的经验和办法来处理。这就好比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跟我们说——你这个病或许是几十万人里才有一个得上的怪病，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查——我们就会觉得他胡来的缘故。在一次做活动之余，同为嘉宾的一位心理学家对我说：“耽于幻想的人有一个显著特点：一旦产生一个符合心愿的想法，就对其极为珍惜，不但无视大量存在的与之相左的真理与事实，还把自己感知到的种种事情曲解为这一想法的表现。”他的看法和黑濂接近。从理性层面我是支持黑濂对老鼠咬人的可能性的拒绝的。但心里总有不甘。或者说，从一件事应该拥有的趣味性层面——或者说从故事拥有的戏剧性层面——考虑，我还是期待真的是鼠辈作案。可以说，我在这里也有利益需求吧。我本来想给二十五号的说法提供一份证词，想想，它又不是关系此事的直接或间接证据，说出来也差不多属于黑濂和那位心理学家认为的“胡搅蛮缠”，因而作罢。我本来想说的是：我同意二十五号对当时南方鼠患成灾的描述。在人吃不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低估人在胆量、心思方面的限度。在老鼠吃不饱的时候，同样不应该低估老鼠在胆量、心思方面的限度。老鼠在逃亡途中曾经钻入我初中同学的裤管，一直爬到大腿那儿，吓得他猛地直跳。而只要摸摸我右耳的耳廓，就知道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当时我已经九岁，睡在蚊帐里，保姆也坐在里边，一边就着帐外的灯光做点针线活一边看管我。每隔一会儿她就偏头看一下我。你很难想象，一只老鼠从砖缝闯进室内后，会时而加速、时而驻足、总之是不发出一点声音，跑到床角，找到蚊帐唯一没有扎紧的地方，钻进来，迅速而准确地咬了我耳朵一口，然后沿原路奔回。保姆做惯农活，身手何其敏捷，最后也只是用砖头砸断正钻进砖缝的老鼠的半根尾巴。可以想见，老鼠在作案之前进行过多次预想。甚至不排除在无人时进行演习。
谨慎+大胆。是的，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老鼠这样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极致的动物。
有时不免让人钦佩。
由二十五号推荐给黑濂、又由黑濂推荐给我的那本书是苏联人拉·别尔金撰写的《刑事侦察学随笔》，中文版一九八三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七十九至八十页介绍了一起案例，为了使趣味性不至于在转述中损失，我决定全文引用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的养猪场刚生下来的猪仔本来好好的，过了三、五天突然不吃东西，并很快死掉了。三周内死了七十多头。为查明死亡原因，集体农庄请来了兽医专家小组。他们来的那一天，一头母猪下了八个猪仔。专家们进行了检查，认为猪仔健康。但第二天早晨猪仔突然不吃东西了，蔫了，于是便进行第二次检查。
检查时发现所有的猪仔舌头上都有新的撕伤。其中七个猪仔完全没有了舌尖，第八个猪仔几乎半个舌头都被撕去了，而且舌头上留有像是夹舌专用工具留下的外伤。专家小组作出下列结论：“根据动物流行病学检查、病理解剖和实验室分析研究，查明猪仔缺舌尖这一现象是机械力造成的。”
于是提出刑事诉讼，侦查员同公安行动组一起来到现场。
但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说明问题的线索。现在猪场看守得很严密，但猪仔却依然死亡，而且经检查都缺舌尖，同时很多猪仔舌面上留有夹舌器的印。这时猪场不仅有执勤的，还在猪仔圈前专设了直接观察组，组内有兽医专家。
其中一位兽医描写了他守夜的情况：
“夜里11点左右我开始值班。首先我们观察了一下51号圈里的猪仔。它们舌尖都完整无缺。我们组内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午夜后，我们发现圈里出现了大量的老鼠。达三、四十只之多。老鼠行动很谨慎。只要外边传来一点点声音，甚至墙上出现人的影子，一个老鼠就发出尖叫声，于是群鼠皆逃……夜里1点钟母猪开始喂奶。它斜躺在草上，小猪一一顺着奶头趴下。这时圈内立刻出现了老鼠。他们爬到母猪身上，头冲下，嘴朝着吃奶的猪仔，距离七至九厘米。有只小猪仔刚丢了奶头，蹲在它对面的老鼠便很快把自己的鼻子凑了过去。正在寻找奶头的小猪触着老鼠的鼻子便把嘴一张，于是两张嘴便咬在一起了。这时老鼠猛一使劲把小猪的嘴按在地上。小猪叫了一声就不再响了。
“观察者喧哗起来，老鼠跑掉了。检查那个小猪，发现它的舌尖没了，舌面上留着两个老鼠的牙印，伤势与死去的猪仔一样。我们决定继续观察。
“过了不久，当一切静下来的时候，猪仔又开始吃奶，老鼠又出现了。有只老鼠没等小猪丢下奶头，从后面跑到小猪身后，咬着它的尾巴把它从奶头上拉下来，然后跑到它前面，把自己的尖嘴伸给它。小猪往前爬，咬住老鼠嘴，立刻尖叫了一声。”
后来，我和黑濂联系不多。有天他说要给我寄个东西，我是贪图小利之人，满口答应。寄来后才知道是一顶脏乎乎的假发。我很想认为黑濂是在搞恶作剧，但不排除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忧伤。我好好闻了闻二十五号遗存在上面的刺鼻味道。
1我父亲曾去找他在医专的老师。后者看出他并非像他说的那样为某位同事遭遇的困境来求助，而是为自己的忧虑而来。但是老师没有看出他的第二层谎言：他不是为“害怕做手术时过失杀人”而是为“害怕做手术时故事杀人”而来。老师说：“哪个医生不医死人？你只要尽力了就行，尽力了就问心无愧。”我父亲悻悻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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