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江最后的隐居者
原创 袁小兵 2026-07-06 09:56 北京
在独龙江最上游的克劳洛小组，我们去拜访一名退休的赤脚医生。“年纪大了，记不得了，”65岁的他身穿迷彩服坐在火炉旁，一直低声喃喃着，右手在粗糙的脸上搓揉，或是手指触及低着的额头，连几十年来从山里采来为族人治病的草药名称都说不出来。最后他终于下达逐客令“要上山采菌子了”，一边起身把砍刀别在腰间，身板笔直，灰暗的眼神放出精光，麻利地收拾溜索滑轨放进背包，跳上儿子的面包车往上游绝尘而去。我们紧紧驱车随后，时而在空无一人的柏油公路上疾驰，时而在满目苍夷的巨石滩涂上蹦跳——去年连续性的暴雨洪水掏空了路基，许多吊桥、溜索、铁塔都葬身于泥石流之下。
途中从车里下来一名黝黑瘦小、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中年女子，提着一袋东西，跨过左边林子里的一个坎坡豁口。等了好一会儿，好奇心驱使我也走进去，里面别有洞天，草丛和巨石间有明显路痕，像是有人在林中拓荒耕种。女子不久从巨石后现身，腼腆低头，闪躲着我的探寻。车开到迪布里天保站，女子再次下车，背着包往右钻入江边密林，赤脚医生儿子帮她拎重物相送，返回时却没见到女子身影。面对大家的狐疑神色，父子俩也不解释，往前开了几百米，拐入荒草中开着白花的一块洋芋地。众人鱼贯而行，依次来到江边耸立的一块礁石旁，它阻挡并激怒了倾泻而下的大水，一条粗壮的钢索缠于树干横贯两岸。医生似乎更有了精神，把滑轮挂在钢索上，绳索绑于腰间，背对湍急水流，从容往后一倒，利用钢索两头高中间低的自然落差，迅速向彼岸滑去，钢索发出“嗤嗤”的抖动声。过江心沙岛后便慢了下来，他微微把双脚抬起，双手往脑后有节奏地抓取钢索继续滑动，像只灵活轻盈的猴子。待到稳稳站定，他儿子用脚在礁石上一蹬，轻巧跃起，也是身子向后，却比父亲更利落、快速地飞抵对岸。两人很快消失在绿海莽林中。
几天后，我们站在另一条溜索的起点。山雨正蓄势待发，森林暗了一些，浊浪的巨声腾空扑面。好友张子漠一马当先，从我面前滑向了对岸。江面宽约四十米，溜索长约六十米，比常规的细一些，不像是村民们普遍使用的那种。我一向恐高，只在前不久一次飞拉达攀岩运动中体验过溜索，两头各有一名教练严阵以待，客人穿戴上绝无闪失的专业装备，在体重牵引下从高到低滑动，尽头有缓冲装置，保障客人平稳降落。相比之下，医生父子俩随意得多，万一绳索半途松脱，恐怕凶多吉少。向导把双股麻绳分开，分别缠在我的腰部和臀下，再把绳头穿过滑轨使劲勒紧，绕上好几圈，最后套在我的脖子上，如此绳索便不会松动。我再次摸摸冲锋衣口袋拉链，确认手机、车钥匙和笔记本不会滑落，手握住绳圈，吸一口气，双脚稍稍一蹬，身子往江中倒下，眨眼间就飘在了浪尖之上。这种凌空虚蹈、御风飞行的感觉虽然美妙，但还没细细体味，人已过江中，惯性带来的滑动很快停止。一种本能的求生欲使我把双脚向上屈起，双手往后一节节夺索而上。绷紧的溜索挂着一个60多公斤的人，弧度并不因此变得陡斜，所以臂膀不需过于费力，只是最下节的肋骨被绳子勒得有些生疼。没多久身后传来张子漠的声音，才知道终于到达对岸。我们解开滑轮，村里的向导也叼着烟飞渡而来，后半程双手夺索的姿态迅猛有力，还有一种天真的炫耀。
两列海拔四五千米、垂直落差两三千米以上，地理坐标上各自傲然独立的巍峨山脉，我们只花了一分钟多时间，只靠一根纤细钢索就从担当利卡穿越到了高黎贡山。青苔，裸露的树根，茂盛的草丛，寄生的藤叶须蕨，遮天蔽日的高树，这单一、高饱和度的绿色世界生机勃发却闭郁密织，好像已经存在了一万年都没有人惊扰过。但脚下分明有一条小径在山脚往上游延伸，忽高忽低，向导指着路边的大百合、重楼给我们辨认。行约一里，豁然开朗，一块两三分大小的地，稀稀拉拉种植着重楼，灌丛背后探出棚屋杂乱的木顶，三只黄狗狂吠着，蹿过来又掉头跑回去。一名老者蹲在地边拔草，无视外人到来，偶尔扭头瞥一下，又低头继续手中的动作。向导和他是一个村的，用独龙语接连打着招呼，他终于缓慢起身走过来，接过烟，蹲下来一口接一口吸着，手指上还沾着厚厚的泥土。一件破烂松垮的蓝色背心象征性挂在身上，露出臂膀上的肌肉，衣摆都朽掉了，遮不住带有擦伤痕迹的后腰，迷彩色裤子的膝部也破着两个大洞。
我是在克劳洛小组阿姆家吃饭时，无意中得知村子斜对面隔江独居着一位名叫丁向东的老人，每月出一次门，过溜索走去五公里外的雄当小组背粮食。我原以为独龙族人已全部搬迁到公路边政府统一规划的安居房，这项“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浩大工程后来还扩展到阿昌、德昂、基诺、怒、普米、布朗和景颇等人口较少民族。丁向东在克劳洛也有属于自己的独栋平房“5号”，悬挑架在坡地上，水泥外墙和屋顶上都覆盖着半圆木楞和木板，努力像是一座逼真的、原住民住惯了的井干式木楞房。三间屋，一个独立卫浴，站在彩色木栏杆的走廊上，可以看到别人家错落有致的房顶，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用的景观水体、步行道，精心贴着卵石，江水在不远处轰鸣。这样的环境比拥挤密集的新村里绝大多数房子都要好得多，但他一天都没住过，而是借给了同村一名年轻人。一张红边白底的“包保信息卡”还留在走廊搁板上，“包保”是基层网格化管理中承包任务、确保落实的意思，上面印着“包保”他的一名县里官员和他自己的姓名电话。
现在我终于见到他了。他67岁，读过三年书，皮肤比我想象的白皙光滑些。尽管神色言辞都很散淡，还是礼貌地将我们迎入屋内，围着火塘铁三角坐下。耗子掏空了火塘边的泥土，张子漠不小心踩出了一个大洞，连连道歉。他浅浅地笑了，眼里闪着光亮。不久他去廊道上从暖壶里倒茶，用一次性纸杯装着，可能觉得不够，用纸碗又新泡了满满的茶，笨拙地端进来放在地板上。茶水温热，没有霉味也不苦涩，和村民家的茶没有两样。地上灰扑扑的，到处随意摊放着锅碗瓢盆、搪瓷缸、暖水瓶、各种型号的水壶、反复使用的纸杯纸碗，还有鞋子、塑料袋、木板、水桶、玻璃酒瓶，墙和栏杆上挂着帽子、鱼篓、渔网、竹筐、竹夹。一只脏兮兮的灰猫卧在余温将尽的灰烬旁打盹，三只狗环伺主人前后，外人稍有靠拢或站立移动，它们就虎视眈眈怒吼几声。主人并不呵斥，坐在矮凳上双手抱膝，低声应付着问答，有时疲倦地用手指揉揉眼睛。长年烟火把四壁熏得油黑发亮，墙隙里透着微光，用来照明的太阳能灯隔几秒钟就闪一下，它是这里唯一的电器。后门外敞，荒草中一块覆着白色地膜的地，一条隐约向北的小径。江面比来处宽阔，拐弯处有个心形沙岛。
丁向东是在1994年母亲去世后搬到野外独居的，如果他没有像许多独龙族老人那样记错这个年份和自己的年龄，那年他34岁。他的语焉不详和向导生疏的汉语翻译，我们无法得知他这样做的缘由。他一直单身，没找过女人也没女人找他。他在斯当下游一公里处住了十多年，靠摇摇晃晃的藤桥进出。二十年前看中了这里，请几个村民一起，靠油锯、斧头、钉子盖起一座木板棚房，有卧室、衣被间、火塘屋，走廊尽头又隔出一个类似斜顶阁楼的杂物间。虽是一个人住，农人的东西却不少，时间久了就会乱堆乱放，反正没女人干涉、吵架。还另外搭了两个柴火棚，用木条做了柴门。除了每月过江去雄当背粮食、添置生活用品（有一次过溜索时掉下去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五个打火机、五张渔网），他只在屋子附近活动，砍柴，种些青菜、萝卜。他父亲以前是个厉害的猎人，但他多年没有打猎，弩弓前两年被人借走了再没归还，有时进山只为采集些菌子和药材。家里存着许多捕鱼工具，但现在几乎不捕鱼，因为鱼越来越少了。每月银行卡上会收到政府发放的五保户、生态、边民补助，他觉得够用，不需像祖辈那样辛苦劳作。
丁向东
独龙族先民困于高山深谷，却持续地小范围流徙。丁向东有四个故乡：迪布里、南代、甲若、斯当，除了南代现有六户人家，其他地方人去山空。他再没回过故乡。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大他四岁的哥哥和嫂子也搬进了甲若对面林中的山洞窝棚里。去年5.31大洪水之后，外出的路断了，粮食快要吃光之际，哥哥过溜索到江东，沿着岸边一条古老的荒径经过他家门口，再滑过我们刚用的这条溜索回到江西，这样就绕过了塌方区。哥哥带给他一些自种的烟草，说母亲的坟被洪水冲毁了。兄弟俩久别重逢仅此一次，今年嫂子过世他没有过去参加葬礼。关于远离的家族，他只零星告诉我们这些。偶尔有山民路过，会一起喝茶聊天，但他从不主动去找人玩，不参加教会，不打核酸疫苗，不用手机，不像许多人家那样把捕猎的战利品（最多的是头骨）高挂门头，也不把吃剩下的鱼尾整齐贴在墙上。
年轻时他被村组派去贡山县城背钢索，粗的用来建吊桥，细的做溜索，一个来回要十多天。他所在的组去了六个人，加上另一个组共是九人，国家给每人六元钱、二十斤口粮。那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想必也常和村民谈起这段往事，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楚。他身体健康，除了独龙族人普遍罹患的风湿，连感冒都很少。不相信有鬼，或者说对荒野鬼灵的恐惧少于对人的恐惧。也不怕野兽，因为现在的野兽更怕人，黑熊有时趁黑摸下山翻找掏空的树干做的野蜂箱。自从不种苞谷，猴子来的也少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方天地，这里有属于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群星。从未有人夜间途经小屋，更不会有人深夜敲门。我遗世独立，好似太古之初，世界之末仅有的人类。”丁向东的生活也许可以引用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自述，且应比之更为惬意：瓦尔登湖对面常传来火车的噪音，这里只有江水的轰鸣（冬季则变为潺潺之流），无论他在屋子里外做什么，水声都在耳边萦绕。等他猫腰钻进东侧的小卧房，水声就弱了许多，刚好可以安枕入眠。朝北木墙上开了个比巴掌略大的玻璃窗，床、地板和矮桌都昏暗，凌乱，局促，落着尘烟，好像他在这里住了一生，也像是外出许久没有归来。
我们再也问不出什么。在语言障碍和表述差异之外，眼前的“宛然太古之民”（清代《云南通志》对俅人即独龙族人的描述）或是“世界末境”，无法让人贸然提出“你确认自己自由、幸福而不是也常常孤独、苦闷吗？”或类似“如此的人生意义何在？是被迫逃离还是主动追寻心中的桃源？”这样把开化之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我和子漠围着棚屋踱步，从小径、江岸、菜地、柴火、房子架空层寻思丁向东的步履和生活内容，闲暇时他喜欢枯坐在火塘边注视虚空还是后门外的江流？它们逐渐遁入黑夜。或是斜靠屋檐下逗着狗儿，朝溜索方向的荒野小径尽头张望？烟草始终燃着不离嘴边。
绸缪的雨终是落了下来，峡谷以上的山峦雾气弥漫，江水更加狂暴。我俩不知不觉走开了，陷入各自的迷思，可能也想如主人一样独享空山吧。如果可以，我愿在这样的地方虚度一段时日，但不会是整个余生。我的过往，残存的责任，微渺的乐趣，如影随形的忧惧，所有这些不可说之物可凭的依赖都不在这里，只能借它编织暂时的幻梦。当我发现世界非己所愿，无力抗衡又不愿强作欢颜，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离群索居、自我禁锢而获得更大自由的人，便强烈吸引住了我。
我去过四川德格一座雪山下的峡谷，海拔在4100米以上，历史上以多名大成就者深居洞穴修行著称。一名刚结束六年闭关的老者请我们进屋喝茶，今年七十三岁，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六十岁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牧民。闭关期间，只能在屋子周边的溪流、雪草与岩木间走动，儿子每月从镇子上送来食物，还有一辆用以活动筋骨的器械自行车。夏天他会参加谷口草甸上举办的法会，但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冬季冰天雪地，熊从山上下来觅食。溪边有人偷偷放置夹子捕杀林麝，同时也有村民自发组织收缴夹子，双方可能来自同一个村甚至知晓对方行动。其他棚屋里也会零星走出来修行人，大家见上就聊几句。他完全沉浸在长年隔绝带来的氛围里——具体是什么，他没有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语来说，除了风湿关节疼痛，他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闭关结束后，他回到镇上与亲人短暂团聚，又折返到小屋独自生活，考虑接下来要不要第三次闭关。
大理周边的深山里，人迹罕至的县乡边缘，生活着一群麻风病康复者和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几个相对封闭独立的聚落。有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逃离至此形成，现在多已荒废；更多是政府强行收治之所，以前叫麻风村，根治后叫疗养院，现在已并入当地村委会成为一个下属小组。有的人回到家乡，但由于长期以来外界的歧视，加上习惯了隔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成为集体“被隐居者”。十五年前一次偶然机会，我去了苍山背后西罗坪山脚下的山石屏麻风康复村，黑惠江上一座吊桥是唯一通道。后来我去过多次，参加他们的火把节，在没有墓碑的坟头凭吊死者。再后来公路和桥梁修到对岸，现代化楼房取代地震毁坏的土屋，卫生室改成麻风博物馆，李医生当选全国代表进京开会，进来的官员、随从、集体学习者、捐助人多了起来。
我住在山半腰拓荒地廖多贵的木屋里，有时会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从村里飘上来，平日里则是鸟鸣、狗吠、松涛、夜间麂子和猫头鹰的叫声。廖多贵十九岁时发现染上麻风病，自从一生封锁于此。他娶病友的女儿为妻，生下三个女儿，都送到老家请兄长照看。如今女儿们都已成家生育，妻子在老家帮大女儿带孙女。山石屏日益衰老，他四十七岁时把家搬到山半腰，打土坯，垒木楞房，种苞谷，打核桃，种菜，养猪养鸡，与老鹰、云猫、豪猪和干旱作斗争，森林和箐沟环绕。除了大米，他只吃自己种养的，没有农药化肥除草剂。除了偶尔赶集、下山背大米和屠夫送来给狗吃的猪脑壳，几乎不出山林。陪伴他的是一只从未见过异性的黄色大公狗，称作“老弟”；有时是我，称作“兄弟”，但主人常把两者喊错。
最近两年多，我常徒步上山住些日子，劳作之余记下厚厚的笔记。廖多贵是平坝出来的白族人，性情豪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爱像批评家一样针砭时弊，哲学家一样语出惊人，同时抱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激情，尤其是每晚喝了二两高度白酒后。从早到晚都在忙碌，出很多汗，喝很多水，吃很多饭，直到夜深才有睡意，是只求“生活必需品”的梭罗不屑于的“失去自由”、“成为自己工具的奴仆”的那种农夫。但他同样可以借用梭罗面对富裕同乡的嘲讽时的傲然回答——“我过得还可以，也很清楚自己喜欢这样”，因为我眼中的他就是这样的，六十四岁仍力大如牛，在陡坡上健步如飞，熟悉山里每一种草药、菌子和鸟啼，庄稼、核桃、家畜受到周边人交口称赞。这一生他一步步退入荒野，起初是被迫，后为甘愿选择，在文明之外构建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
独龙江溜索对岸的“太古之民”，藏地雪域的闭关修行人，西罗坪山拓荒的麻风病康复者。隐居的初衷、类别、方式各不相同，可能还互不理解，比如说廖多贵对闭关几年不外出大感惊诧，“如果人人效仿，社会如何发展？”但他们都主动避离尘世，与山野、原始为伍，拥有安宁与深层次的满足。梭罗认为，“放眼自然，人随时都能获得最甜美温柔、最纯净欢欣的交流，即使可怜的厌世者和悲观者也不例外。”丁向东似乎不属于这个例外，只是没有神灵的指引或满负荷的劳动，他会否“遭受暗黑如漆的忧郁袭击”？梭罗举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路径依赖——“栖身自然而真知不泯”。自称“典型的独来独往者”的爱因斯坦，在《信仰自由》一文中，认为自己并不孤独乃因“归属于一个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看不见的共同体的意识”。不过，以他者的经验、再野化的语言，评判真正隔绝在荒蛮世界的野生状态，恐怕会再次陷入评判者正在逃离的文明的陷阱。
丁向东和兄嫂再现了不久前还普遍存在的独龙族人的传统居住形态。与其说他们对抗文明入侵——强大的国家意志、规训的共同体意识、思变的人心、传统采集渔猎的式微叙事，不如说先辈族人的野性基因仍在体内顽强流动。他们不是以无声来表达，只是把房子与别人的远离，就像2010年浩大的扶贫工程启动之前的那样。那年秋天我第一次进入独龙江，修路的爆炸声、机器轰鸣声震动沉寂千年的峡谷。面前是一个弱小族群蛮荒原生态消失的最后一瞬，山林、荒野、台地散居着许多像丁向东一样独居或零星几户组成聚落的山民，由木与篾搭建的房子摇摇欲坠，屋内烟熏火燎。智能手机还没出现，连信号和电都很匮乏。山高路远，大雪封山，从冬到春。
历史上，俅人“性柔懦……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清《云南通志》）。建国前，怒江流域的察瓦龙藏族土司和其他强势民族武装，频频翻高黎贡山入独龙江上游，征税劫财，掳人为奴，女性十几岁就用荆棘和锅灰在脸上纹成黑色图案，据说就是为了毁容自保。独龙族人常躲避深山，跟随着新辟的火烧地和拓荒地而游居，小木屋简陋易朽，拆和建都不难。受制于陡峭山势和水冲贫地，他们没有聚拢定居组成农耕文明的大村落——它是汉、羌、侗等许多民族抵御外侮、集结壮大的类国家组织形态。如果借用美国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理论视角，不应以传统的“原始”或“落后”视之，而是独龙族先民主动采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2018年我第二次来独龙江，在上游的南代，几户人家仍生活在破败家中不愿搬迁。这次经过村子，看到政府已帮他们盖起崭新的宅屋，比中下游新村密集的房子宽敞得多，而且耕地、林子就在身旁。
丁向东起身穿上外套，把屋檐下晾晒的亲自收获的黑色青菜种子往里面挪了挪，防止雨点打湿。木柱上挂着一个小闹钟，他抓过来看了一眼，说：“三点四十八。”这是我几乎唯一听懂的地方，因为他讲的是汉话。他好像是无意识说的，没有什么要紧事要做，也可能是礼貌的逐客令。但一个久居荒野的人嘴里突然念叨着几点几分，我突然感到，只有时间才是他和我共同拥有也被拥有的，自刻木结绳时代起就概莫能外。他迁徙、没入林草，以天险为壑，空间上成为“隐身人”，却逃不过时间的精密追捕：公路、钻山隧道、新农村、政府补贴、5G网络。时间是文明的木与绳，任何人都是时间的奴仆。对岸依稀可见水泥田埂划分开的大片耕地，政府免费派发的青稞和旱稻种子已经入土，山民被要求学会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也都由政府免费赠送。一架大型无人机吊起沉重钢缆，运到山腰，重新竖起被洪水冲毁的信号塔。
他坐在廊前悬空地板上，掏出旱烟管抽了起来。烟袋是用麂子皮做的，麂子来自哪里？很久以前他猎获的吗？他喜欢当年采集渔猎满山飞奔的日子，还是现在简单劳作的轻松生活？哪种感觉更自由？带着来不及问和问不出口的疑问，我们与他告辞。他坐着，点头微笑，算是对我们的送别。钻进森林前我回头张望，一座棚屋，一个人，三只狗，时间倒回到消失许久的2010年，而作为独龙江可能是最后的荒野独居者，他代表的拒绝驯化的野性生活也即将消失。
詹姆斯·斯科特在书中引用了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的寓言式诗篇《等待野蛮人》。他写过“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不解？
（人们的脸变得多么严峻。）
……
因为天黑了而野蛮人并没有来。
那些刚从边境回来的人说
再也不会有野蛮人了。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么办？
他们，那些人，是一种解决办法。
都力松脖子下挂着一个没有表带的电子手表，用细绳穿着，晃动时露出表盘反面的光滑铝板，亮闪闪的，让人想起一山之隔怒族妇女胸前佩戴的白色贝壳。手表如此残破，电池可能耗尽，却跟怒人的贝壳一样被主人珍视。既已投身荒野，足不出户，还需要时间概念吗？问他年纪，他说“一百多了”。如果弟弟丁向东没说错，应该是七十一岁才对。他们的父亲离世时据说过了一百岁，他可能觉得自己也将不久于世，才有这种时间上的错乱。山中时日漫长，也许他认为已活得太久。与手表同样不离身的，还有腰间的砍刀，斜背着的大帆布包，任何时候，即使长久坐在棚檐下抽烟也不卸下，就像他的先辈，习惯了随时要迁徙、出征或逃逸。从这些装束来看，他仍在孤单而努力活着。
都力松
都力松没有念过书，所以没有老师给他取弟弟那样的汉族姓名。他跟随父母迁徙，结婚生子。甲若那时还有四户人家，靠溜索进出。有人在那终老，有人因病外迁。他和妻子看中了对面公路上方一块相对平坦的野地，隐蔽又开阔。两块巨石前后抵在旁边山包上，围合成浅浅的洞穴，他们砍下树的枝干圈蔽起来，盖上薄膜，住了进去。后来上游的南代为留守户建起安居房，夫妻俩被动员搬过去。有一天返回山洞取东西，新家的扶贫物资被盗，再加上“牛太多糟蹋田地庄稼”，他们下定决心，过到江对岸的甲若，把旧屋木板拆下，一一背来山洞，在旁边空地搭建一个结实挡雨的大窝棚。两年前，妻子提出分居，不是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像农村大多数老人那样分床睡。他们在拓荒地最里头再起一座小窝棚，都力松独自住在里面，有床板、火塘、搁板、锅碗。妻子风湿病严重后，他负责做饭，有时在妻子那，有时在自己屋内，做好了再端过去一起吃。
探访丁向东的第二天，我们往上游驱车约五公里停下，朝西边上方林子走去，很快意识到几天前曾经跟随那个神秘女子进来过。山坡缓缓抬升，荒草地里散落着巨石，小径绕石蜿蜒，两旁扎着稀疏的树枝篱笆，拦不住家畜野兽，更像是为了凸显路径、指引脚步，呈现出人类介入荒野——“我来，我看见，我征服”——的一种仪式，一种杂糅的别样温柔。向导是克劳洛二十三岁的阿姆和她妈妈，各背着一个大竹筐顺便来挖野生大百合的鳞茎，蒸熟后混合青稞面做成糌粑。转过几块石头，前方冒出一个简易棚屋，直接落在地上，没有做悬空防潮的干栏式，木板片瓦上盖着防水彩条篷布。这是都力松妻子的屋子。门前曾被平整开垦，但现在大部分荒着，散乱种一些豆角、油菜、山药、南瓜、苞谷，这里一丛，那边几株。路似乎消失在巨石与森林边缘，但走到跟前，它又折弯穿过石间、爬上坎坡。篱笆再次出现，把我们带到另一座棚屋，屋前木柴上晾晒着竹叶菜。都力松坐在地上的圆木块上，背靠着木柱抽旱烟。
他没有起身，似乎和弟弟一样清冷——云南深山尤其独龙江的居民大多如此。他说自己一百多岁了，但脑子还没糊涂，清晰讲述着往事片段，声音低而细碎，嘟嘟囔囔着，过往就显得轻远，不值一提。阿姆妈妈送上茶叶和盐巴，然后去林子里挖大百合，阿姆留下来做翻译。他认不出她，但记得她五十岁的爸爸。两家都曾在南代住过，是亲戚，每次爸爸进山挖贝母、背明子或去西藏边界铺设电缆，路过这里都会给他带些生活用品。老支书会把他代管的存折里的国家补贴取出部分，买了粮油送来。还会有人走这条小路采野菜。
他妻子的突然离世，就是今年3月15日早上阿姆小姨来采野菜时，和送早饭过来的都力松几乎同时发现的，躯体已经冰凉。头天晚上，夫妻俩还在一起吃饭，所以推测死于半夜。上午下起了冷雨，接着是大雪，白茫茫一片。克劳洛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还有下游几个村的亲戚。丁向东没有出现。他没有手机。可能无人冒雪滑溜索去对岸通知，也可能觉得他隐居已久不必惊扰。
都力松留着稀而短的八字胡，顶一头蓬乱浓密的灰白头发，像冬天的荒草。额头中央有一条草草缝合的伤疤，远看似蜈蚣趴在上面。妻子去世当夜，村民在屋里烤火喝酒，守着妻子的尸身，不让地上恶鬼“卜郎”靠拢。他去自己屋子取东西，回来路上摔下陡坡，掉进了岩石豁口下的崖。村医紧急缝上伤口，儿子再送他去县城医院诊治。和弟弟一样，那也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一只机警灵活、毛发洁净的灰白色猫缠绕左右，有时把尾巴友好地紧贴在陌生人脚下。都力松从斜包里取出一个方便面包装袋，袋口穿一根细绳可以收拢，里面装着自种的草烟，以及细竹条和竹兜做的烟管。我给他递一支纸烟，他满足地吸着，手微微颤抖，指甲缝里藏着黑色泥垢。我试着抽了几口旱烟，入口比较温和，后面就有些呛。
我们照旧问不出什么来。让一个沉浸在荒野的老人回答文明的序列，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这突如其来的访问可能都是种冒犯。他只是不说或不知道怎么说。他羞涩、礼貌、含蓄、克制、包容，但绝不是麻木、无知。
他站起身来，说要去背柴了。捡起路边一根竹棍当手杖，矮瘦的身子摇晃着，腿有点瘸。猫领头欢快蹦跳，不时回首查看，眼神疑惑又惹人爱怜，虽被主人喝骂着用竹棍驱赶，转头又跑到了前面。经过妻子的棚屋他没有进去，拿开右手边篱笆上做简单路障的树枝，带我们去看夫妻俩住过的山洞。一边是岩壁，一边是青苔山体，潮湿阴暗，细圆木架空成床，现在只堆放些杂物。外面岩石脚下与地面的空缺处，竖立围合着一根根枝木条，分别是鸡和猫的窝。他说鸡快要被松鼠吃完了，而且怀疑有人偷鸡，所以需要再养一条狗。我们问是不是黄鼠狼干的，阿姆说她家的鸡也会被松鼠偷袭。他们说的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松鼠——巨松鼠，但巨松鼠是植食性动物，一般以野果、嫩芽、花蕊为主食。
都力松背起丢在路边的竹筐，里面有个尖鱼篓，说明他还在捕鱼。他下到阒寂无人的公路边，坐下休息了会儿，再穿过灌丛，把尖鱼篓远远扔进杂草。江边滩涂上架着一条溜索，对面就是他的老家甲若，密林遮住了人类在那留下的屋舍与耕地，只有两岸踩踏的痕迹。急流从上游带来许多漂流木，都力松此前已收拾好一些，用刀砍成厚度均匀的方形木块，放在缠溜索的树下。他背起三块最厚重的，颤巍巍但没有停歇地回到屋檐下，把木块倒在地上。他靠着木柱坐下，抽出砍刀把弯尖刺入木块，拖动摆好，示意我们也坐。原来这不是用来烧的柴火，而是招待客人的矮凳。
除了都力松兄弟俩，滇藏交界处已经废弃的迪布里也搬去了三户人家。那里路途艰险迢遥，大自然时常从现代文明手中收复失地。而那三户不是别人，正是都力松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儿子，四十多岁了还打着单身，似乎也没有结婚成家的打算。听阿姆这么一说，我们想起那天坐在赤脚医生面包车里，先给都力松送东西，后来消失在迪布里江边林草中的中年女子，原来就是都力松的女儿。都力松的父母，他和妻子，在峡谷里都算是恩爱和睦的，为何后代都喜欢离群索居？阿姆告诉我，上了些年纪的人都不愿离开故土，她外公外婆住在甲若直到成为最后一户，因外公患有风湿和脑梗，不得不于四年前搬到克劳洛的安居房。
躬身进入都力松的棚屋，屋内昏暗、狭小、凌乱，火塘边最多的是水壶、罗锅和搪瓷缸，都是双倍的，好像生活里最重要的只有吃饭、喝水，再无其他。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些东西里一半是妻子离世后拿过来的。他摸出一个白色遥控器摁了一下，墙上的太阳能灯发出惨白的光亮。地上破旧的搪瓷缸里有剩茶，他端起喝了几口，又坐回屋檐下。众人已经散去，他松弛下来，抽着旱烟，正对前方，有时对着虚空吹一口莫名其妙的口哨。
我们离开时，特意进到女主人生前的居所，比男主的屋子亮堂宽敞得多，收纳齐整，靠墙用竹片和木条做了个立柜，地上铺着木板用以防潮。墙上挂着国家领导人与独龙族代表的彩色合影，作为民族的骄傲，这样的画报张贴在乡上街道和许多户人家。火塘里的木柴还有半截没烧完，地上散落着几个纸杯。女主人仍未远去。她身裹独龙毯浅埋在屋旁的园地，杂草和油菜花簇拥，独龙族人觉得把亲人葬于远处是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坟是东西向长条形，与几十米外独龙江的流向平行。江水本是自北向南奔涌，在这里拐了个S形弯，变成了从西往东。覆在坟头的泥土比地面稍高些，四周插着木条拦护，没有立碑，没有死者的名字、生卒年月，没有起围墙水泥。四角用树干支起一人高的单批茅棚，棚下悬挂一块搁板，摆有搪瓷碗缸，曾供奉着给亡魂“阿细”食用的肉菜。五罐啤酒一字排开，夫妻俩在常在劳作之余把酒言欢。
如果不是阿姆的提醒，我差点把这座坟茔看成一间普通的杂物棚。其实独龙族人对葬俗的安排极具仪式感。他们认为，人死后亡魂“阿细”总是恋及家人，不时地跑回来，舍不得断然离去。家人既要伺候好，也要打发它尽早离开，免得祟害家人。所以下葬三天后，村里的巫师“南木萨”受邀而来，手持亡魂行路的棍杖和飘动的布条，念道：“你已经死了，在‘格蒙’那里你就像黄瓜一样的被摘掉了！这里不是你在的地方，你去吧！酒肉饭菜都抬给你了，不要来家里捣乱，你好好地回到‘阿细默里’，让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如果不久后它又返回，“南木萨”要再做一次撵魂仪式，让死者家属拿起棍棒在坟地和房子周围不断敲打，他则喝骂：“你怎么又回来了？为什么赖着不走呢？吃的喝的全都抬给你了，你赶快走吧！”如此两次送撵，据说“阿细”就不会再来。之后也没有扫墓、祭奠之类的活动。不过几年，坟地将被开辟成菜地种植瓜菜，死者在人间最后的遗迹荡然无存，只有埋没的尸骨默默滋养着土地。
我是在投宿的村里旅店一本书籍上，看到有关这些传统葬礼的描述。作者蔡家麒是北大毕业的人类学家，从1980年代起多次进入独龙江开展详尽的田野调查。都力松妻子的葬俗具体是怎样的，由于信源有限，只能根据蔡老的文献资料进行想象和补充。妻子的“阿细”是否仍流连身旁，都力松没有提，只说有时感到些害怕。过几天儿子和女儿女婿进山采贝母，山上要待一个月，他将锁门去迪布里帮他们看家。等到实在动不了的那天，就搬过去一起住，再无人陪伴妻子的孤坟。独龙江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坟茔，人死后只能远葬于人口密集的村庄之外。沿江最后一名“南木萨”，他的年纪和都力松差不多，除了出席葬礼，和每年一次正在复兴的传统“卡雀哇节”，也已淡出峡谷里曾经巫术盛行的日常生活。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迪布里寻找都力松的儿女们，但前几天我们探访了一个远离公路的废弃小村布尔。它坐落在独龙江上游支流麻必洛河边，这条河清澈碧绿，与另一条支流克劳洛河的浑浊大异其趣。我们越过泾渭分明的两河交汇口的吊桥，在石滩、密林中北行半小时，不知不觉进入荒草中的布尔，颓垣残壁，木板坍塌，瓦楞铁皮在风中咣当作响。路边一座干栏式木屋的廊下，挂着标志性的独龙牛头骨，门楣上涂鸦着“good：十八罗汉”。两条溜索通向对岸，林中有块台地，会有人过江放牛、耕作，早年布尔正是从那里搬来，但现在全村十二户已全部搬去雄当。
再往里七八公里是木当，十二户人家也是迁到了雄当。小道被山洪冲毁多处，有时需借江上滩涂。沿途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在春耕、秋收季节，才会有牵挂土地的村民回来劳作，小住几日。2020年，张子漠去到村里时，只看到两位耕作留守的女子，他们说一名一百零三岁（这个年龄同样值得怀疑）的纹面女，前几日因为生病送到雄当，最后死在了那里。村里大部分房子不上锁，屋内堆放着东西，檐下挂着牛头骨、鹰爪、弩弓、箭袋，袋里装着长短粗细不一的箭：射猛兽的是涂着草乌毒的铁箭，射飞鼠的是竹箭。主人似乎随时就会回来。但六年过去，回来的人越来越少。往东步行三天，翻过雪山垭口，是怒江边的藏人地盘察瓦龙，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历史上，藏族土司入侵独龙江上游掳人掠财、征税纳贡，走的就是这条路，过木当、布尔，在两河交汇口的平地扎下营帐，发号施令。同时，独龙族人用麻绳、贝母、兽皮、独龙毯等换取藏人的桃花盐、青稞，这些都持续、深远影响着上游独龙族人的生活形态，直至今日都未消弭。
阿姆全名叫杨金阿姆，爸爸常去西藏日东村采售贝母、打零工，从南代过去也是三天行程。他喜欢藏族文化，就给女儿取了与藏名央金拉姆谐音的名字。她家早上捏糌粑，打酥油茶（有时是猪油茶），用藏人的茶壶。这在上游较为普遍，连方言里都带有藏语借词。西藏来的酥油小贩只去乡政府以上的中上游叫卖，下游更受傈僳、缅文化影响。阿姆在州里念过技校，在超市做过收银员，后来返回家乡。未婚夫是克劳洛以下献久当村的，这意味着结婚后可能就得住在那个拥挤的村里。阿姆说，一排房子有四五家紧挨着，隔壁邻居说话互相都能听到，这令习惯了宽敞清净家居的她颇感烦恼，觉得没有隐私和独立空间。她家就是因为不习惯雄当人多，才于四年前搬回老家克劳洛的。二十岁的大弟弟在县城做了一年消防员，心里却一直记挂家乡的大山，最近辞职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和几个亲戚一起上山采贝母去了。每人背六七十斤的竹筐，最远要去到雪线以上的缅甸边界。一路山高路险，人迹罕至，黑熊出没，要待够一个月，采到足够的贝母且晾晒干透才能下山。
在外人眼里，独龙族人多不擅言辞，情感内敛，内心世界封闭，这方面上游比下游尤甚。许多夫妻酒后不和，似乎毫无预兆就突然跳江或服用毒草乌，落水、坠崖、失踪等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除了常年下雨的峡谷气候，可能还与进入新世纪后，通往县城的公路贯通，以及集体搬迁到公路边定居，对原住民心理上产生的强烈而隐秘的震荡有关。一家权威媒体统计，2009到2014年，迪政当行政村有近三十人自杀身亡。直到近年，大家逐渐适应和接受了生活剧变，自杀率才逐渐回落。2000年全村643人，现在590人，造成人口下降的另一主因，是女子纷纷外嫁到下游或高黎贡山以外，而嫁进来的几乎没有。
一天黄昏，我们在迪政当规划齐整的安居房巷道闲逛，靠近山脚的几户人家都空着。路边一户是单身多年的兄弟俩，常一起喝闷酒。哥哥先跳江（也有说是不慎坠江），弟弟几年后服草乌离世。踏着荒草往里走，隔壁人家的内墙上，贴着女主人从县城初中毕业到初为人母的照片，但没有男主人的。一天他打篮球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当晚服草乌自杀。“他比我小四岁，性格一直很内向，我们平时不怎么交流。”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了本村的单身汉。
又一天下午，我们在旅店院子里弹吉他，吸引了三个小孩从外面进来。他们大大方方地唱很多歌，用摄影师的大相机学习拍摄，最小男孩手捧墙角的大团绣球花嗅着香味。这是一个美好的午后，唱得最好的那个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做美甲、唱歌、跳舞，然后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这可把一帮中年男人难住了。她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抱住脑后，突然冒了一句：“我不想活了。”惊诧问其缘由，她淡淡地说：“因为命苦呗。”原来，他们的爸爸前些年全都自杀了，妈妈改嫁，他们由老人抚养。
很多时候我会陷入不算严重的自我怀疑中：是否自己的内心阴暗、偏执人格、单一视觉，让我有意接触、寻找个体的孤苦样本，并扩大为这个族群乃至全人类的悲悯与救赎？美国知名记者、文学评论家雷纳塔·阿德勒就指出：作家对社会怀有怨恨，并用关于无法令人满足的性爱、未实现的抱负、全然的孤独，当地以及全世界的痛苦感觉的故事加以证明。但是我也尝试说服自己，即使承认这种自我怀疑的可能性，这些苦难样本至少是真实的，直面比假装没这回事要好。另外，以文明的名义——生死观、幸福观、落后论、拯救意识等等，却示以外来者的强势，是否文明的悖逆？
七个人围在火塘边一起喝酒，其中一人倒地而亡，其他人继续喝，没有想着要把他送到医院或停止欢乐。这是冷漠吗？不，讲这个故事的村里一名艺术家说，他们只是把死看得太淡了。同样地，他们也不会把生看的太重，过于认真、用力、身负重荷地活着。死，这种绝决的选择，无非就是不想和这个世界的规则继续玩下去。独龙族人从小都会听大人讲起这个故事，一名猎人去深山狩猎，打到一只特别大的珍稀的鸟，烤了吃后回家讲起此事。妻子不信，一直唠叨不止。九年后，猎人终于再打到一只，扔到妻子面前，转身便投江了。
我在独龙江上游的九天时光仍然是快乐的，住在安居新村带有卫生间的旅店是愉悦的，看着村里一家老小傍晚在安静的村外水泥路上散步，忍不住和身旁人说：“你们看，这样的生活多么让人羡慕，城里人这时候还在挤地铁和加班呢。”有人和我争吵起来，因为这天上午我们去了十多户人家，给孤儿、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送去了T恤和文具书本。他们明明那么悲苦，你转眼却说他们幸福，这不是虚伪、分裂吗？我有些无力地辩解说，分明是两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个群，不可强行捆绑一概而论。
这时，我进一步意识到，丁向东一家人独居荒野，也活在他者截然不同的认知中。善良正义的人会喟叹他们孤苦失意，怪僻、冷漠、自私，缺乏生活热情，和对国家、社会、集体的责任心和融入感。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他们拒绝被看见、记录和分析，搬出美国学者劳里·普雷斯利著作《无处遁形》，以史无前例的大数据监管时代为背景，从哲学角度提出“被遗忘”的权利：遗忘不是失败，而是自由的条件；不是刻意隐藏，而是承认一种尚未被确定、仍然保留着可能性的存在空间。“不必被审视，无需被定义。”“我能掌握我的命运，我的挣扎有价值。”“我相信我的存在，不止于任何人所能知晓的边界。”
丁向东兄弟俩疑惑地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浅浅笑了：我只是喜欢独处，说不清为什么。如果让我再加一句，他们是昨日世界的人。
八旬老人熊昆强是克劳洛最年长的健在者，他的世界只维系在一个逝去的人身上：他的妻子。十三年来几乎每天早上，他步行到村北妻子的坟头，与她说话，唱她爱听的歌，有时劝她的魂灵“阿细”不要跑回家中惊吓到儿孙。他是村里公认最能讲故事、性格最开朗的人，可是妻子病故后，他每天在自己屋子里哭泣，用独龙语唱歌。那时阿姆一家和他还住在相邻老屋里，每天早上看到他去妻子坟头烧纸，坚持了四五年。妻子晚年信奉基督教，他常跟着去做礼拜。可是现在他既不信教，也不相信医生、药品和“南木萨”，这些都没能挽回妻子的性命。现在他跟儿子一家住在新居，觉得没有老的木楞房好，因为水泥墙不通风，火塘熏架上的肉放不了太久。妻子的离去，让他宁愿把自己隔绝在妻子还在时的昨日世界。
熊昆强从里屋拿出妻子的两张肖像照，指着她脸上的文面图案说，每年长一岁，她就自己在下巴上文一个点，这种仪式陪伴她走到了生命终点。他用独龙语给我们唱了一首歌颂新时代的歌，献给妻子的歌他表示“唱不出来”，那是他们俩之间的悄悄话。
都力松
这让我想起母亲病逝后，八十多岁的父亲也是如此的哀伤无助，闷在屋里唱母亲爱听的歌，在她坟头说很多话。熊昆强对感情的忠诚与炽热，改变了我对独龙族人羞涩内敛的刻板印象，虽然都是旧式的，却与人类应该有的别无二致。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二妹嫁给了都力松，大女儿嫁给了赤脚医生，于是，几天来我们散乱的见闻清晰串连起来，构成一个村庄、一个族群内隐形而鲜活的社会关系的切片，他们各自的面孔更加鲜活了起来。爱因斯坦在《信仰自由》里说过，“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情。”丁向东、都力松、熊昆强，在我眼中正属于此列。而旅途中散乱却暗含引线的寻访本身，也因神秘感情带来了美而深刻的领悟。
离开独龙江的头一天夜晚，我们突然得知前方道路地基被塌方掏空，当晚开始禁行，四天以后才可通车。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见识突然真实化的“昨日世界”。但大家的行程早被无形之手精密安排妥当，于是请当地朋友打探消息，一边火速打包驱车前行，终于在正式封禁前越过险地，不顾疲劳、饥饿和黑暗中的隐患，马不停蹄，通宵开车回到大理。大家依依惜别，好似活着刚下战场的士兵。2010年深秋，也是大雪封山前的最后一刻，我们一边加快出山的步伐，一边畅想封山后与世隔绝近半年的“昨日世界”，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封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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