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前副部长杰拉奇：退出"一带一路"是"百分之百的失败"，欧盟正陷入"工业枯水期"

2030年前累计裁员10万人、关停德国本土4座整车工厂，中国读者熟悉的欧洲大型车企大众，正深陷裁员阴霾。与此同时，俄乌危机与中东局势动荡推高能源成本，不仅重创欧洲实体产业根基，也抬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成本。

然而，在地缘政治前沿，布鲁塞尔却依然挥舞对华关税大棒，高唱“去风险”的意识形态高调。“中方要‘自愿’把中国造混合动力车在欧销量份额限到约15%”，这是9月17日媒体报道的欧盟对华关税威胁的新要求。

当“去风险”政治口号遭遇冰冷现实，欧洲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2023年，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三年过去，意大利的得失如何？

9月23日，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2019年推动意大利率先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关键人物、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做客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直面上述问题。

杰拉奇教授直言，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带一路”是一场“百分之百的失败”，不仅让意大利对华出口直接重挫超20%，更让意大利中小企业在失去国家背书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更深层次上，杰拉奇痛陈，当前的欧洲正陷入一场可怕的“工业枯水期”——盲目切断俄罗斯的低价能源供应，导致本土实体经济被严重掏空。从新能源汽车到前沿AI，欧洲政客脱离产业实际，实质上沦为替美国火中取栗的防守后卫。

杰拉奇既以意大利企业对外投资宏观分析师的身份，又以西方资深政策制定者的内部视角，剥开了笼罩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政治迷雾，为我们理解中欧竞合真相与全球产业重构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西方视角。

杰拉奇做客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

【对话/观察者网高艳平，整理/实习生高胤颉】

观察者网：在2026年的博鳌论坛上，您曾呼吁全球企业如果想在中国取得实际成功，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五年规划。从2008年搬到中国至今，您已经成为一位资深的中国观察家。站在2026年回望过去，究竟是什么驱动您做出这样的人生跨越——从一名伦敦银行家，到中国高校教授，之后又成为意大利决策层官员，再成为如今的角色？

米凯莱·杰拉奇：这非常复杂。在2008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想从根本上转换自己的职业赛道。当时我在伦敦和纽约的投资银行做微观的企业分析，但我想要去做国家分析，即从微观经济跨越到宏观经济。所以我必须做出选择：哪个国家最有趣？哪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径最引人入胜？哪个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变得举足轻重，同时又是西方极少有人了解和读懂的？答案显而易见：中国。于是我搬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经济。

这一职业选择切实帮助到了我，让我实现了从企业分析到国家分析的跨越。当你成为一名宏观分析师时，你就拥有了进入政策制定层的路径，因为政府处理的也是宏观经济决策。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多年从事对中国乃至欧洲、亚洲等国的宏观分析，对我日后进入政治决策圈起到了关键作用。我甚至觉得自己必须为当初来到中国而感到庆幸，我之所以能出任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正是因为我长期深耕中国，并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在意大利声名鹊起。是中国帮助我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所以2008年去往一个重要却鲜有人读懂的地方，是一次极佳的抉择。那里存在认知的空白，而我认为自己相对成功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有助于我将我的专业形象和声誉辐射至意大利及欧洲的政治圈。正因如此，总理任命我担任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的职位，明确赋予我继续发挥国际经济专家职能的任务。我当时主管贸易与投资，这不仅是宏观分析向政治决策的衔接，也是工作的自然延续——从最初教授国际贸易与金融，转为在政府内部躬行实践。

观察者网：从此之后，您来往于中欧、中意之间，据我们所知，您在欧洲常因亲华立场而遭到质疑和批评，在中国，我们很重视您的贡献，这是否让您感到沮丧？看到您在X上的言论，反讽体的帖子很多。

米凯莱·杰拉奇：完全不会。首先，当你成为公众人物并涉足政治时，你必须清楚并接受：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有人喜欢你，就必然有人恨你。那些恨你的人会恨得咬牙切齿，用词极其尖刻。但你必须对此习以为常。这是政界生涯的一部分，我完全不在意。

我认为那些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妄加评论的人，我基本选择忽视他们，因为我不可能追着每个人去解释一切。很多人，甚至包括本该成为行家的人——意大利及欧洲企业的高管、CEO，甚至是许多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其实都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他们也会批评我，甚至那些我曾试图帮助过的人——我遭到的批评恰恰更多来自这些意大利企业。但正如我所说，你必须习惯这一点，学会无视，让他们自顾自去处理他们自己的业务好了。

不过，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和企业，非常赞赏我和我们团队所做的工作，感谢我们向欧洲受众提供客观信息，尽力阐释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例如对俄制裁、乌克兰危机、东南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议题在欧洲内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观察者网：让我们聊聊“一带一路”倡议。那是在2019年，当时局势相当微妙复杂，因为就在同一年，欧盟首次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然而就在同一节点，您成功推动意大利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MoU）。意大利究竟是如何做到一边在欧盟文件里称中国为对手，一边与北京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带一路”协议的？当时意大利内阁和欧盟内部有着怎样的博弈与妥协？罗马是否受到了欧洲领导人所贴标签的影响？

米凯莱·杰拉奇：意大利在我的强力推动下做出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目的只有一个，而且非常明确：为了意大利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法国人的利益，不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甚至也不是单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对意大利是一场共赢。这当然对中国也是共赢，正因如此，我们与习近平主席都同意推进此事。

2026年4月，满载货物的X8151次中欧班列在西安国际港站准备发车。新华社邹竞一摄

正如你所提到的，欧洲当时其实是反对“一带一路”、反对中国的，他们甚至出台文件将中国定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我。我推动“一带一路”不是为了去讨好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或者欧盟委员会。坦白讲，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做的是符合意大利人民和意大利企业利益的事。我可能会犯错，但目标始终是做最有利于意大利的事。

此外，我对欧盟本身持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我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破坏力最大的组织之一。它给欧洲的企业和欧洲的公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你刚才提到欧盟将中国定为“系统性对手”。好，这里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中国不是系统性对手，那么欧盟根本不该这么说；其二，中国确实是系统性对手，那欧盟更不应该在台面上公开说。因此，出台一份白皮书正式宣称中国是“系统性对手”，是一个彻头彻尾失去理智的决断——如果中国不是，欧盟在事实上犯了错；如果中国是，欧盟在战略上犯了大忌。这只是欧盟委员会诸多决策失误的冰山一角。

关于欧盟犯下的错误清单，我可以说上几天几夜：比如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过去四年里持续不断地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比如过度沉迷于不可靠的绿色可再生能源；比如歇斯底里地想要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却从不为从事进出口的意大利企业做成本效益分析。

欧盟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不是由现实利益驱动的。当治理陷入这种偏狭，或者在二者之间顾此失彼时就会出大问题——你需要既有长远视野，也要顾及务实考量。如今的欧盟只用一条腿站立，极端失衡，它已经并将继续制造无穷无尽的问题。

举个现实的例子：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停止购买其天然气，正在摧毁德国经济。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身就是德国人，她起码应该捍卫自己本国的利益！可由于我们莫名其妙地拒绝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导致欧洲陷入高昂的能源成本困境。因此，欧洲的制造业本就在与中国、印度、越南的竞争中举步维艰，现在又遭受了高能源成本这记重拳。就在上周，一家德国汽车巨头裁员数万人；我们根本没有能够与比亚迪、小米等竞争的本土绿色电动车产业。

我们正面临我称之为“工业枯水期”的窘境——水源缺乏，创新匮乏、监管过度，宏伟愿景与骨感现实严重脱节。最根本的是，欧盟始终没能认清：我们已经不再处于16、17或18世纪了！我们早已走出了殖民时代，英国不再是殖民帝国，荷兰不是，法国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也都不是了！但他们的思维定式依然停留在过去。甚至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公然声称“欧洲是花园，世界其他地方是丛林”。什么样的人才会当众讲出这种话？而他们竟然真的这么说了！这类表态纯粹是出于政治私利作秀，却实实在在地祸害了底层的实体社会。

所以我对欧盟批评严厉，并非出于私人好恶，而是因为它的运作模式弊远大于利。

观察者网：您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来评价欧盟，称其为“最具破坏力”的组织之一。不久前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希腊女议员在欧洲议会上当面批评欧盟领导人，“毁了欧洲”，言辞很激烈。

米凯莱·杰拉奇：我直接在WhatsApp上私信他们时就是这么说的，我在电视直播中公开表态也会这么说。我给部分部长发WhatsApp消息时，措辞比这还要严厉。

欧洲各地都有对欧盟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比如，我作为意大利政治人士是其中之一。欧洲各地也有不少政党质疑欧盟。然而，痛点在于，要打破坚冰推动实质变革实在太难了。

观察者网：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意大利。意大利在2023年底未续签“一带一路”协议，梅洛尼总理随后于2024年访华，带着一份“三年行动计划”试图从经贸账面上弥合关系。自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已有三年，从数据来看——不仅局限于贸易，还包括其他领域——您认为意大利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政府是否实现了贸易平衡与修补关系的预期目标？

米凯莱·杰拉奇：彻底的失败，百分之百的失败。

观察者网：但中意双边贸易额2025年是761.79亿美元，比2023年略有增长，看上去仍然强劲？

米凯莱·杰拉奇：根本谈不上强劲！自从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后，意大利对华出口损失了24%，这是极为糟糕的倒退。相互投资基本归零，没有意大利企业赴华投资，而原本希望投资意大利的中国优质企业，全部被梅洛尼总理滥用“黄金权力”法案加以否决扼杀。

意大利政府也有点类似于针对中国企业的负面清单制度，但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明细清单，而是实行个案审查。只要当局不满意某笔交易，就直接予以叫停。梅洛尼以此否决了四五起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并购案。所以贸易并不好，投资彻底归零。

在政治层面上，退出“一带一路”更是百害而无一利。“一带一路”本是一个能够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意大利企业提供保护伞的制度框架。中国市场竞争极其残酷，规则迥异，意大利企业极度依赖本国政府的外交背书与保驾护航。当意大利政府单方面退约后，这些在华企业顿觉孤立无援，失去了我们在签署协议时旨在赋予他们的官方保护，进而在华拓展业务的意愿也大幅受挫。因此，退出“一带一路”对跨境双向投资潜能造成了深远的长期负面冲击。

在政治地缘上，欧盟一方面称中国是“系统性对手”，对中国政府人员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全面制裁俄罗斯，导致欧盟实质上在同时与俄罗斯、中国、中东、伊朗乃至美国等各方陷入冲突对抗。这完全是一套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政治战略，真实的经贸往来首当其冲遭遇反噬。

于是，欧洲局势分化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类像我这样，与意大利现政权及欧盟建制派的立场划清界限并加以批判；另一类则是盲从附和官方立场的群体。

这把世界生生割裂为两部分：第一类人（正如我们）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在全球其他地区繁荣发展，因为我们同那些无理攻讦中国的人划清界限；而另一批盲从政府对华采取敌视政策的意大利企业，其在华商业前景堪忧。冯德莱恩、梅洛尼总理或外长塔亚尼的政治高调人为制造了鸿沟，犹如逼迫企业在A组与B组之间选边站队，而这种分裂极大地摧毁了本可在两端协同合作的企业生态。

2026年1月9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意大利罗马的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我们需要的是凝聚合力的政策。意大利是一个相对庞大的经济体，但相较于中国和整个亚洲而言，体量依然很小；况且意大利经济高度依赖广大的中小企业，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而非自我分裂。

但政客的空洞表态强迫市场站队，导致我们本就有限的力量被进一步稀释，使得意大利对中国、对亚洲、对“一带一路”、对金砖国家乃至整个全球南方彻底丧失了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布局。

企业被迫在没有政府后盾的情况下在海外单打独斗，这对许多中小企业来说不仅举步维艰，甚至根本不可维系。当然也有部分企业如鱼得水、蓬勃发展，但这个群体正在不断缩水。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新冠疫情、退出“一带一路”、以及意大利在乌克兰危机中激进选边挺乌反俄。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如果意大利一味拱火挑起对俄战端，间接地也必然会对意中双边互信产生负面影响。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仍有部分企业在此繁荣发展，能具体举几个例子吗？

米凯莱·杰拉奇：我不便点名，否则就成了给他们打广告，抑或是对未提及者的变相贬损。客观上，我们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具备关键影响力的大型企业。虽然有部分代表处，但并不开展实质性的大规模经营。真正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主要是几家大型高端时尚品牌、零售商、部分食品饮料企业以及工业机械出口商。目前在华运营的意大利企业大约有500家，通常经营规模相对适度的中小型制造工厂。但我们缺乏能够进行超大规模投资的产业支柱，因此意中两国在政府层级上的产业合作基本处于脱节状态。

我们有能源和天然气巨头，有军用直升机制造商，但军工领域不可能同中国合作，天然气领域因为地缘选边也已无法开展，处境极为尴尬。再者，中国本就拥有强大的油气企业，在军事装备上也不需要仰仗我们，供需双方存在错位。

意大利中小企业本应在中国市场大有可为，但由于缺乏主权政府的庇护，它们在微观层面很难在中国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即便曾经坚挺的奢侈时尚品牌眼下也深陷困境。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调整，另一方面中国本土高端时尚与轻奢品牌正在迅速崛起，即便不是完全替代，也在分流意法传统大牌的市场份额，过去的暴利增长期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绿色能源领域，我们毫无建树；在纯电动汽车领域，受制于产能规模，我们完全无法与比亚迪、小米等匹敌，意大利汽车在华销量趋近于零（除了法拉利等极其微量的超级跑车）。

意大利有优秀的精益制造基础，但由于对俄制裁反噬自身，成了伤害我们自身的回旋镖，导致工业能源成本暴涨。制造业极其依赖廉价能源，然而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的五年里，意大利与欧洲制定的所有政策，其结果无一不是在推高能源成本、戕害自身长远利益。

我批评欧盟，并不是为了批而批。如果他们做了实事好事，我会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如果搞砸了，我就直言不讳。可问题是，我翻遍记录也找不出哪怕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外界指责我“对欧盟太挑剔”，其实并非我苛刻，而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利国利民的政绩。一旦他们做出切实正确的抉择，我随时愿意修正我的论断。

观察者网：自2019年欧盟确立战略框架、将中国并列定性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后，2023年，布鲁塞尔在此基础上又抛出了“去风险而非脱钩”的概念。近期，欧盟进一步提出了三大支柱构想：在共同利益领域保持接触、通过多元化与降低脆弱性实现“去风险”、并在对华反制上加强欧盟内部协同等。杰拉奇教授，您如何解读欧洲近年来这些对华战略演化？“去风险”究竟化解了欧洲的哪些风险，又滋生了哪些新的危机？您认为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长期地缘经济战略，抑或仅仅是欧洲因无力全面与华“脱钩”而向华盛顿做出的妥协？在您看来，欧盟的立场对意中合作构成了哪些现实掣肘？

米凯莱·杰拉奇：我想再着重重申一遍：欧盟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主权政权，更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欧洲内部不少国家甚至自身都难言民族统一。

商业往来从来不是由欧盟这个机构直接展开的，而是由各家企业自主推行的。务实的企业群体选择绕开布鲁塞尔的政治壁垒，自主按市场规律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开展业务。欧盟抛出的所谓“脱钩”、“去风险”、“三大支柱”等宏大叙事，除了人为制造阻碍之外毫无实际意义。企业在商言商，根本不需要这些空洞的概念标签。我之前讲过，欧盟唯一的强项就是炮制各种繁文缛节与监管禁令，告诉你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碰，但实体经济不需要这些束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用不着教宝马怎么做生意，更没资格指挥宝马如何在供应链里“排除中国”。各家跨国车企有完整的风险管理与决策机制，承担经营风险的是企业本身，绝不是本国政府，更轮不到连政府都算不上的欧盟来指手画脚。

我在此呼吁你们的读者与受众看清欧盟这些高调宣言的本质——它们不过是纯粹的政治作秀工具。我再强调一遍：这无非是某些政客向华盛顿递交“反华投名状”的政治筹码。在当前的某些政治生态中，政客个体的仕途前景不再取决于他们为本国人民谋取了多少福祉，而完全系于华盛顿对他们有多满意。那些指责中国、攻击俄罗斯的高调声明，压根不是为了帮助底层民众，而只是为了讨好特朗普、拜登或是下一届美国政府的一句赏识与背书。

2026年3月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新华社彭子洋摄

中国企业、读者、观众以及广大舆论界应当看透欧盟这套说辞的本质：不仅是欧盟机构，包括意、德在内的某些成员国政客，也是在为了迎合域外第三方国家的意愿而牺牲本国民众的福祉。这是本国主权利益与外来意志的严重背离，他们几乎背叛了本国选民的政治托付。这些荒唐言论的危害极为严重，确实在实质上损害了双边交往。

但我想给中国合作伙伴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不必对这些政治喧嚣投入过多精力。请放手去与欧洲和意大利那些真正想合作的企业务实对接，你会发现广大欧意企业完全愿意无视其本国政府的荒谬政治说教，继续坚定地同中国做生意。欧盟的过度监管造成了实打实的伤害。比如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受害者恰恰是欧洲民众，剥夺了我们以合理价格获得中国优质产品的权利。正如我开篇所言，欧盟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严重戕害了欧洲各主权国家的利益。

观察者网：谈到关税，正如我们所见，欧盟对中国车企加征反补贴关税后，9月外媒报道称，欧盟提出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配额，将市场份额压制在15%以内。加之年初设立的严苛“最低价格承诺”，迫使中国车企接受逐车审查和繁琐的价格审计。您认为欧洲这一系列激进的壁垒举措，真的能挽救欧洲本土汽车工业吗？

米凯莱·杰拉奇：当然不能！意大利和欧洲消费者之所以选购中国汽车，纯粹是因为它们性能更好、性价比更高，并没有人强迫他们购买。

试图通过行政干预来人为划定市场配额，本质上是在粗暴剥夺本国消费者的选择权，愚不可及。不仅如此，这还彻底扼杀了欧洲传统车企向更先进的中国电动车近距离取经、开展良性竞争的绝佳契机。将优质中国汽车引入欧洲本土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对于欧洲汽车行业而言，外部竞争固然带来阵痛，但面对竞争只有两条路：要么你筑墙封死，要么你躬身观察、虚心研习，将竞争转化为倒逼自身质量与技术跃升的催化剂。

我们应当采取后一种做法：开放准入，观察消费者的偏好，进而让欧洲车企能够反向模仿并学习中国先进的品控造车经验与商业模式。

过去是“中国向欧洲学习”，现在轮到欧洲了，是时候“欧洲向中国取经”，然而我们却选择关上大门。中国过去身处落后时从未筑墙自守，而是主动开放市场、以开放心态学习引进外部先进技术，以实现自身工业转型。如今我们在部分高端战略产业上已经明显落后，理应拿出同样的魄力——全面开放、宽容准入、虚心取经。

观察者网：还有，欧盟正将未来中资对欧直接投资与本土化建厂作为评估价格承诺的交换筹码。简而言之，布鲁塞尔实质上希望用“欧洲市场准入”来换取“中国先进技术”。过去中国在工业起步阶段也曾有过著名的“市场换技术”政策主张（成效在中国国内仍有争议）。在上周一场重要的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有中国学者提议，在海外的中国汽车企业或许可以像当年西方企业那样，通过技术授权与合作方共享红利。您认为这在当下会是最优解吗？

米凯莱·杰拉奇：在所有经济决策中，永远存在获益者与受损者。每个国家政府都基于自身的政治哲学做决断：你是想鼓励强者、还是庇护弱小？你倾向于推行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让竞争力强的崛起、劣质企业出清，还是不惜代价确保所有既得利益者全员存活？这正是政府应当深思的职能所在。政治家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明晰每项政策背后的联动代价，并在深思熟虑后做出审慎权衡。

以美国为例，其底色是高度达尔文式的丛林淘汰法则，强者恒强、劣者破产，因此他们更应当无所畏惧地接纳自由竞争。而像法国这样带有浓厚社会主义底色的国家——正如法国人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倾向——或许确实需要多一点托底保护，因为社会主义传统更关注弱势群体，力求避免出现像加州科技寡头那样极端的贫富分化。

每个国家国情迥异，绝不存在一刀切的万能解药。但至关重要的是：政治决策者必须看懂客观的数据与经贸分析，真正明晰自身行政命令对底层经济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眼下的死结就在于：掌舵的这帮政客根本不懂经济学，因而对自身政策即将触发的灾难性后果一无所知！

要实现双赢，第一步是让翔实的经贸数据与产业分析呈现在欧洲与意大利决策层的桌案上，并向他们剖析利弊：“若选择A方案，将产生如此连锁反应，请谨慎定夺”。可悲的是，他们连这最基础的一层严谨论证都从未践行过。

观察者网：谈到产业落地，比亚迪、奇瑞、零跑等车企正在匈牙利、西班牙、波兰等欧洲国家深化投资建厂布局。布鲁塞尔和部分欧洲国家是否会担忧，吸引中国投资，会使得自己沦为跨国供应链中负责廉价组装的“低端代工国”——就像数十年前的中国非常担心的那样？

米凯莱·杰拉奇：完全不会！这些国家本身就是高度工业化的成熟经济体，它们绝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落后状态，无须担心被视作廉价代工基地。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波兰，它们的产业基础都远比四五十年前起步阶段的新兴经济体成熟得多，西班牙更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强国。因此所谓“沦为低端组装厂”的担忧在现实中根本不成立。

2024年10月，人们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举行的2024巴黎车展媒体开放日上参观广汽展台。新华社高静摄

中国与欧洲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赛道的合作，关键在于企业之间的自主微观决策，绝不取决于双方外交层面的行政指令。每个企业根据自身商业考量独立决策：以欧洲的汽车巨头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为例，如果它要研发生产纯电动车，如何开展合作？电池向谁采购？买特斯拉、比亚迪还是宁德时代？完全由企业依照市场逻辑自主拍板。

在真实的商业运作中，并不存在“国家包办合作”这回事。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平台便利、护航务实对话、维系稳定外交生态、以及在纠纷产生时提供公正护航。只要政治关系保持友善，技术性问题总能迎刃而解。至于商业合作落地的具体技术方案，决定权完全在独立的微观企业手中：一家欧企可能选择向中国采购三电技术，另一家可能从美国或荷兰引进软硬件，政府无权越俎代庖。

在欧洲，真实的产业竞合始终依托于企业个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建议中国企业：大可战略性忽略欧洲政客的无端言论，把那些杂音仅视作划定“不可逾越之红线”的边界约束；在红线之内的广阔自由空间里，主动挑选那些真正秉持务实态度的欧洲企业建立深度的商业伙伴纽带。

观察者网：与此同时，您可能也注意到，尽管欧盟不断收紧贸易壁垒，但中国迅速调整战术。政治上，中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战略自主。在经贸实践上，中国车企正逐渐从“向欧洲直接出口汽车”转向“在欧洲本土制造汽车”；同时，中方在希腊稳步运营比雷埃夫斯港，对法国、西班牙扩大猪肉牛肉等农产品准入，合资建设光伏电站，等等。这些都是深入下沉至欧洲各成员国、各地方大区与城市展开务实对接，而不只寄托于布鲁塞尔层面。

但也有西方批评者借此发挥，指责中国对欧采取了所谓的“分而治之”策略。作为一名秉持独立思考立场的欧洲知识分子和前政策制定者，您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这一整套战略？

米凯莱·杰拉奇：我认为中国的战略战术极其正确且高明！你问是否应当在地方与成员国层面深化合作？毫无疑问是的！面对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中国的核心任务是开展“危机管控与风险减损”；而在面对具体的各成员国政府与地方企业时，则是大刀阔斧推进“务实商业合作”。

中国当下的策略非常高明：在布鲁塞尔层面尽最大努力遏制关税等歧视性政策的出台，维持原则性沟通底线与共识；与此同时，把所有实质性的商业投资、产业共赢项目，切实下沉推向各个独立的成员国、地方大区与微观企业。

至于外界指责中国是在搞所谓“分而治之”，这完全是颠倒黑白。首先，是欧洲自己建立了“欧洲单一共同市场”，为这种跨国协同创造了天然的制度空间，这完全是一个极具商业智慧的合规运作，根本无可厚非！既然欧洲自诩拥有共同市场，那么中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生产的动力电池，在法律意义上就是百分之百的“欧盟制造”，依法拥有在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内部流通的权利。某些欧洲政客在欧盟共同市场成立三十多年后突然大梦初醒，反过来抱怨说共同市场机制让外国企业得以“分而治之”，这在中国企业层面是极度理性的商业布局，只是欧洲自身制度设计漏洞遭到反噬后的恼羞成怒而已。

2025年4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外拍摄的欧盟旗帜。新华社赵丁喆摄

欧洲自身设立了27个不同的海关执行节点。反观东盟（ASEAN），他们虽然也是自贸共同市场，但设立了极严密的“原产地规则”——你将货物报关运入泰国，未经严格的原产地增值核验，根本无法零关税自由转口至越南，东盟内部并没有实行取消一切内部关税边境的统一税境。但欧洲建立了全面的关税同盟，取消了内部一切关税与配额壁垒，这项制度在半个世纪前或许风光无限，但在今天却日渐沦为体制包袱。

正因如此，面对失控的移民危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不少成员国正被迫重新恢复部分内部边境管控，甚至动摇申根协议。回想疫情初期医疗防护物资极度匮乏之际，欧盟成员国之间竟然互相扣押口罩、出台出口禁运。你看，一旦遭遇实质性风浪，这个所谓的关税同盟便将其脆弱虚伪的一面暴露无遗。

观察者网：最后我们聊聊人工智能（AI）领域。当前，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全面落地推行。在立法和治理规则层面，欧洲可以说是领跑全球……

米凯莱·杰拉奇：但我们在产业上根本没有任何本土AI领军企业！这正是最大的讽刺：我们在拼命制定AI监管法案，但我们究竟在监管谁？我们在为谁做规制？欧洲根本没有自己的产业生态！

ChatGPT是美国的，千问是中国的，DeepSeek是中国的。我们在尖端半导体制造上更是毫无建树：台积电是中国台湾的，三星和SK海力士是韩国的，华为是中国的。欧洲在整个AI产业版图里几乎交了白卷，仅仅守着一家半导体设备供应商阿斯麦（ASML）。

观察者网：那您觉得，造成这种落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二十或三十年前，欧洲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曾经引领世界。

米凯莱·杰拉奇：归根到底，又是为了迎合讨好美国！通过人为筑起高墙阻击中国优秀科技企业涉足欧洲市场，以换取华盛顿的欢心，因为美国正竭力在AI高科技领域同中国展开恶性竞争。

你看过足球赛吗？球场上总得有后卫负责防守。欧盟现在甘当美国的贴身后卫，这就是布鲁塞尔眼下扮演的角色：主动冲锋陷阵去封杀限制中国，以此让大洋彼岸的美国感到满意。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当前中美两国在AI前沿领域的激烈角逐？

米凯莱·杰拉奇：欧盟当下的政策，就是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优秀AI工具封堵在欧洲门外。意大利、法国等不少欧洲国家封杀了DeepSeek，我们无法直接访问使用DeepSeek。这就像某种反向防火墙：欧洲老百姓在本土被剥夺了使用DeepSeek的权利。

我们本应当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扶持孵化欧洲自己的本土科技企业，而不是脱离产业实际，去对那些在本土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产业大搞监管限制。技术创新与行业监管必须保持极为审慎的动态平衡，两者必须紧密协同。如果法条规制远远跑在技术创新的前面，严苛的枷锁将彻底扼杀创投资本的进场热情；而如果技术盲目狂奔全无制度约束，又容易滑向失控边缘。监管与创新应当并肩而行，既要划定合规边界，又绝不能以行政枷锁窒息技术萌芽。

可我们欧洲目前的荒谬现状是：行政监管高高在上漫无边际，而实际的技术创新却陷于谷底！如果我是一名年轻的科技创业者，读完欧洲这一摞密密麻麻的严苛禁令，我根本不可能选择在欧洲本土设立AI初创企业，这之间的体制落差实在太悬殊了，这就是问题的死结。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官网截图

观察者网：当下中美两国在AI领域的角逐堪称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两国也涌现出不同的技术演进范式——一方以开放权重生态快速扩大全球采用，另一方以闭源前沿模型守住高端能力与市场溢价。对此您有何研判？

米凯莱·杰拉奇：我坚信开源开放生态必将赢得最终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ChatGPT在某些指标上是否胜过DeepSeek根本无伤大雅。我个人日常极度依赖DeepSeek，因为它几乎完全免费，具有无可匹敌的低边际成本优势。对于全球绝大多数普通大众和日常生产力应用而言，人们处理通用任务根本不需要那种为了刷分而微调到极致的所谓“顶级算力模型”。实验室评测常常宣称“模型A比模型B解题快了一秒钟”，但大众和普通实体企业压根不在乎这一秒的微弱差别。长远来看，不同模型之间的微小差距要么被逐步抹平，要么今天你胜一筹、明天我拔头筹。

我们可以合理设定：在绝大多数产业应用场景下，开源模型与闭源巨头的生产力效能基本是相当的。因此，开源生态对产业发展而言是一种普惠共赢。但AI带来的真正严峻挑战并不在中美大国对抗本身，而在于底层技术对普通劳动者的大规模替代！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分配与就业生存危机，而非所谓的中美霸权争夺。

作为一名意大利政治人士，我最关切的并非未来掌握AI霸权的公司究竟来自意大利还是中国——坦白说，我即便忧心，也无力扭转这一技术格局；作为政界人士，我必须严肃正视的核心议题是：AI将对底层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何种颠覆性海啸？

不论是ChatGPT、前沿具身机器人，还是超越大语言模型范畴的其他更高级AI形态，如何应对其对社会体系、岗位就业的猛烈冲击，以及避免年轻一代深陷社交网络算法狂欢、过度沉迷于手机刷屏的精神空虚，这才是全人类治理亟须破解的头等大事，远比争论哪个国家的模型跑分更快要紧迫得多。

观察者网：您现在是以政治家的视角来审视问题。但倘若回归大学教授的本职，您如何看待这一技术冲击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米凯莱·杰拉奇：我在自己的大学课堂上彻底禁用了手机，全班上课时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掏出手机。但我一天充其量也只能约束我的学生三个小时。

对于AI，我将其划分为两副面孔：其一是作为人类自身能力的有效增强与效率跃升工具，这无疑是有益的，借助AI我们可以掌握更多高维技能；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异化退化的阴暗面。

举一个甚至谈不上复杂AI的日常例子：如今在上海，很多出租车司机离开导航地图甚至已经完全不会开车了。从这里到浦东该怎么走，几乎无人谙熟路况，本应辅助人类的导航技术，在实质上全面退化、取代了人类自身的大脑认知。

这情况并非中国司机独有，全球所有极度依赖电子导航的驾驶者，大脑中关于实体地理路况的感知能力都已大幅退化。这种异化究竟是福是祸？我自己日常经常使用飞行模拟器训练驾驶飞机。当今的现代民航客机搭载着高度自动化的前沿航电系统，作为飞行员，在正常巡航状态下几乎不需要太多人工介入；但如果一名学员想考取商用飞行员执照，考核时必须在完全切断一切电子自动化辅助设备的前提下，确保飞机在遭遇全系统失灵时依然能够安全迫降。

技术可以成为日常繁琐事务的代劳助手，但绝不能成为扼杀人类底层智力认知与基础技能的结构性替代品。哪怕在自动化系统的加持下你能把飞机开得更稳，但在骨子里，你必须随时具备赤手空拳自主飞行的底线能力。这就是极端的警示：技术的使命是赋能安全、提升效率，而不是退化并彻底取代人类的大脑本身——而眼下车载导航对人类路感认知的剥夺，恰恰就是一个危险的反面教材。

不仅如此，我也极力主张对社交媒体实施严格限制，青少年沉迷与心理异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无休止的算法短视频刷屏已在欧洲酿成了深刻的青年心理危机。法国近期正全力推动立法，拟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接触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泛滥的算法沉迷对未成年人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精神灾难，深刻危害着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

观察者网：确实如此，我们深信唯有科学健全的AI治理框架，方能引导技术造福于全人类，对吧？

米凯莱·杰拉奇：确实如此。但我认为，国际社会各方理应频繁开展思想理念的深度交融与互鉴；然而在具体的法条落地与刚性监管层面，则必须恪守各自主权国家的边界。

国际社会绝不可能炮制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统一法典”。没有人会在意所谓虚幻的全球法则，如今人们甚至连联合国的权威都不再盲从。你不可能为全球近两百个国情迥异的主权国家制定出一刀切的监管枷锁，因为最终每个国家都会遵循各自的国家利益行事。

因此，国际间最好的相处之道是坐下来坦诚研讨、交换经验，但实际的法规必须由主权国家依据自身司法体系自主推行，因为唯有主权法律才具备合法的强制执行力。缺乏执法强制力背书的所谓“国际规则”完全形同虚设，无非是些空洞的道德宣示而已。